中国民营企业没有创造出百年老店，不是不会做生意，而是在选择上的失败。当一家企业不能把精力集中在商业竞争上，而要去面对制度博弈，每一个动作都是成本。比如光我们要把一部分资源挪到海外这一件事，就得重新架构资本结构，然后中介费、服务费、信托、委托代理，一堆事，很辛苦。去年和前年，我平均每年飞180次，其中三分之二是因为政府换届，因为政府换届就可能导致说好的事又变了。我们体制外的人是靠求人出身的，又不能居高临下打个电话就完了，所以我们得过去，每一件事都很费神。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事，就认真做产品，肯定比现在的业绩好。
“后半夜吃肉”的家训
在历史大背景中，民营企业家大概只有四种角色可以扮演。
第一种就是荣毅仁，他配合政府把自己的一切都捐了，然后又加入共产党，当了国家副主席，他跟制度就从根本上变成一伙了，这是一种选择，半推半就容易被人疑心，干脆投怀送抱、以身相许，彻底不算帐了。2005年荣毅仁追悼会举行那一天，恰好荣智健家族被宣布为当年首富，非常巧合。今天我们也看见荣毅仁式的身影，比如三一重工的梁稳根先生，以身相许都不行了，恨不得掏心窝子，肝脑涂地，要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和财产无条件献给党，这是一种方式。
近年一位民营企业家出事后，他家亲属跟我讲，都是因为没听老辈的一条家训：后半夜吃肉。什么意思呢？在胡同里，前半夜吃肉，肉味都飘出去了，别人路过心里就不舒服，就拿砖头砸你们家，所以要熬到后半夜等别人睡了再吃，就是要低调，别露富。
第二种是张謇模式。张謇真有社会理想，最先使用股份制集资，办企业办到全国第一，然后办公益、办教育，然后又投身革命。钱没挣着，落了个好名声，这也是一种。
第三种，实在弄不清哪个制度好，颠了再说。今天香港仍然有一批当年上海做纺织的老字号活了下来。
第四种更有社会责任感，比如卢作孚，抛家舍业支持抗战，为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最后却被他收养的一个家伙出卖了。
社会转型中，企业家到底该扮演什么角色？要么就变成张謇，比如万通参加了6个公益基金会组织；另外我们也和政府合作，但不是以身相许，还是市场化的合作；另外我们在海外也配置了一部分资源。
能在会场解决问题，我们才会安心做生意
赚钱这事其实很简单，百年历史上一批批民营企业家很快崛起，但又很快衰败，关键在于中国社会转型总也转不过来。重大历史关头的分歧从来都有，但每一次分歧用什么方法解决，中国缺少一种会场的智慧。
历史上中国常用宫廷解决分歧。宫廷的方法就是没有增量只有故事，中国历史五千年不断在倒腾这点事。历代王朝通常靠太祖杀一大堆人形成巨大威信，然后二代、三代老婆、孩子太多，一般到第三代开始折腾，勾结大臣、宦官、外戚，然后出现内乱，平乱以后出现一次中兴，中兴完再过三代，就变成汉献帝了，然后再出下一个高祖。
另一种方法是广场解决，广场解决不了就战场解决。战场、广场和宫廷都是零和博弈。西方人聪明，发现会场可以解决问题，只有会场可以找到公约数，可以妥协。会场是什么？就是所谓民主、法治、宪政。会场的学问很大，大家都按规则来，可以把分歧、冲突变成一种可以观赏的游戏。
我老觉得知识分子把民主这事说悬乎了，民主好比奥运会，每次奥运会上百人带着拳头来打架，而且说好了我就在这里打，谁也不许跑，但打完还是朋友，而且观众看得有滋有味。其实民主就是这个原理，第一，指定场所，不能乱打；第二，所有人服从第三方制订的规则，裁判独立；第三，游戏是透明的；第四，胜负是相对的，这次输了明年还可以再来。企业家把这几条学会了，就像开董事会也老吵架，但我们不结仇。
在台湾，我曾问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几个问题：第一，台湾100万人上街游行，为什么能收住？第二，你为什么没有财务丑闻？第三，怎么能不干扰到老百姓？他回答得很有原则：第一、所有当事人都知道自己是在宪政框架内做一个表达，如果当时冲进政府，这叫暴乱；第二，钱很简单，全部汇到信托账号，然后都有审计，我也不碰；最后，游行队伍怎么能回去呢？非常简单，台湾每次游行都是申请的。反过来看我们的游行，砸日本汽车，我有个新加坡朋友说，因为你们游行太少了，天天游行就会了。所以游行也是需要训练的。
所以整体来看，我们可选择的空间很小，主要靠政治家，如果能够在会场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安心在这里好好做生意。如果你不在会场上解决，那民营企业家就又得走了，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