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公布的中国上半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继续放慢，令人担心会否再陷下滑轨迹，如是则去年末季的止跌回温乃昙花一现，只为短暂波动而并非真正脱离下降轨。因此当局必须认真检视目前的实际情况，及现行政策的合理性与适用性。日前李克强总理提出要防止经济增长及就业滑出下限，和通胀滑出上限，看来更是切中时弊和及时的施政指引，在落实中最重要者是说明上下限，和定出防止滑离目标区域的针对性政策。这样才可保持各方信心和在经济行为上知所适从。
今年次季GDP增长百分七点五，稍低于首季的七点七，上半年则为七点六。从供给方面看，做成下滑的主要是工业增长偏慢，次季增长低于首季的百分九点五，六月更跌破九而只有八点九。从需求方面看，外需极弱而内需亦有所放缓。对GDP增长的贡献中，投资、消费及净出口分别为四点一、三点四及零点一个百分点，净出口贡献未为负数算是幸运，但增长已几全由内需支持。可惜无论投资或消费的增长均低于去年同期，以致GDP增长亦难免下降。在经济放缓下居民收入增幅亦跟着下调：城镇及农村实际增幅分别为百分六点五及九点二，均比首季的稍有回落，但仍属较佳水平，农村收入的增长表现较好还有助收窄城乡差距。
总的来看，次季经济状况虽转弱仍未算差，关键是未来。但展望下半年的前景却不容乐观，内外形势都不大看好。外围方面，陷于衰退的欧洲难见起色，美国量宽退市引发的预期调整又添波动，并将影响全球，新兴经济受压尤大。地缘政治因素亦将带来更多的不稳定性。内部方面，近期浮出的工业非预期放慢和“钱荒”等现象，均显示一些调整正在进行，当中包括了政策及非政策性因素引发的，但相信并非由所谓潜在增长率下降所致：这种长远性趋向不会明显影响如环比等短期性变化。何况潜增率是否下降亦备受争议，当中国后发优势的发挥未尽，和工业化、城镇化及现代化等进程仍远未完成时，潜增率下降论确很难说得通。此外，科技水平显著提升和大学毕业生增多，还带来了新的发展红利而有助提高潜增率。
关键是当局如何处理好所面对的经济问题。首先，货币政策已于六月由偏宽转向收紧，货币供给增长趋降，调控方向正确，但必须结合微观管理手段以缓解“钱荒”现象。其次，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势头必须逆转。根本在于政策及调控取向得当，不去放任国际量宽行动倒逼升值。这对于抗衡外围不稳的压力至为重要。最后，必须研究是否要动用财政来支持投资扩张，特别是一年多前採用的加快项目审批办法，是否需要有新政策来作接力，或有必要对增长作二次启动，如扩大高铁及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等。一些指此种“政府主导投资”做法已走到尽头的观点，乃简单化的主观主义误判，在中国仍是行之有效的必要办法。
总之，对中国下半年的经济发展必须实事求是的看待，对其所面对的困难要充分估计。从香港来看，中国经济持续放慢适逢美国退市，乃是双重打击，其影响确不容忽视，对楼市所受压力尤应十分关注。中央在这时刻更要集中精力应对经济民生问题，特别是对内需疲软、居民收入增速回落，以及房地产和製造业冰火两重天的现象要给予高度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