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痛苦来自经济再平衡。全球的贸易和资本再平衡必然会导致全球经济基本面的再平衡。具体来说，发达国家体现出更强的内生增长动力，而新兴市场则在发达国家逆差修正和资本回流的过程中遭遇结构性减速。
从长周期来看，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速之差正在逐步缩小。根据IMF最新公布的数据，2012年，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之间的增速差已经从2011年的4.5大幅收窄至3.7个百分点，预计2014年这个差距将进一步缩小至3.3个百分点。
从短周期来看，近期全球PMI走势呈现出明显的发达国家向上、新兴市场向下的趋势。近几个月来，发达国家整体上已经从萎缩逐步重回扩张通道，近三个月的PMI平均值从47.1大幅攀升至50.8，而新兴市场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周期性复苏已接近尾声，PMI平均值已从2月的52.3连续降至6月的50.1，未来几个月可能会重回收缩通道。
第四个痛苦来自社会再平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永恒不变的逻辑。新兴市场的结构性减速正在使各国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新一轮“阿拉伯之春”正蠢蠢欲动，而且范围可能更加广泛、影响也更为深远。
近期，巴西因为抗议公交车涨价引发多个城市骚乱，土耳其因为抗议政府取消公园开发案爆发骚乱，南非从去年以来就一直饱受旷工骚乱之苦，埃及的穆尔西政府组建一年便宣告倒台，未来阿拉伯世界的动乱可能继续升级……一系列乱象已经为各国的决策者敲响了警钟。不管是巴西的公交车涨价，还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公园开发，都不是危机的根源。从根本上说，这一波动荡是经济连续放缓导致长期以来的社会和政治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
挑战与机遇并存
面对全球再平衡的大趋势，如果新兴市场继续走过去十年的老路，最终结果必将是出口和经济增长放缓、资产价格修正，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爆发新一波金融危机，社会和政治动荡也在所难免。而如果结构性改革能取得突破，供给面改善，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增强，新兴市场不仅可以摆脱再平衡的痛苦，甚至可能重现全球化黄金时期的辉煌。就中国来说，我们仍拥有相对有力的改革抓手：
第一个抓手是新型城镇化，借此可以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斯蒂格利茨曾将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新技术革命称为21世纪影响人类的两件大事。按照官方统计的数字，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为52.6%，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且显著低于金砖国家63%的平均水平。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字统计的是常住人口，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没有城镇户籍，可能导致城镇化高估15个百分点左右。未来的新型城镇化若能真正坚持以人为本，为更多的人享受城市服务创造条件。
第二个抓手是新型市场化，借此可以解决供给低效问题，增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中国现在的经济减速已经不是简单的周期现象，而是长期性的结构减速，其根源是潜在增长中枢不断下移。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从需求面入手，更重要的是通过市场化改革更加有效的配置资源，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此，必须进一步减少政府的不合理干预，简政放权。正如里根所说，政府很多时候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