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构成上的复杂性与美国相似，故而我们可以参考阿伦特的理论对中国的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反思。
首先，中国的地域歧视是一个纯粹的社会领域内的问题，事实上也不像公共讨论中所呈现出来的那样严重，比如，对河南人的“歧视”并不构成真正的歧视。有两个标准可以用来衡量，一是河南人纯粹地因为地域原因而遭遇不公正待遇的案例几乎不存在，二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自如地与河南人谈论所谓的歧视问题，交流跟河南人有关的段子，很少会有河南人将此视为冒犯。但在美国，白人绝不会当着黑人的面使用Nigger（对黑人的蔑称）一类的词语。所以，若干年前河南官方开展的“为河南人正名”的行动，是注定没有收效的，事实上也毫无必要。
其次，族群间的歧视包括但不限于社会层面。中国也施行一些针对少数族群的优惠措施，包括教育、某些特定岗位的工作机会以及在生育政策方面的差异性规定。有一些措施是由法律形式加以确认的，可以认定为是政治权利方面的差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的历史语境中，种族问题和阶级问题曾是重合的，美国对黑人的政策优惠是出于对殖民主义历史罪恶的补偿，这与中国的情况很不相同，少数族群的人民历史上也遭受过苦难，但这个苦难不是作为多数族群的汉族施加的，而是源于少数族群内部的阶级问题。
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政治压倒了族群隔阂，族群之间的关系以互助友爱为总基调，而且那时候也不存在生育政策导致的生育权利差异问题。可是随着情势的变化，权利差异凸显出来，加上固有的社会层面的歧视与隔阂，导致了少数族群和多数族群两方面的不满。这里也需要改革，改革的目标无疑应当是政治权利的拉平，将扶持性的措施控制在社会领域。
此外，还应该注意的是，族群间的歧视与隔阂虽然现实存在，但远不至于导致暴烈的对抗。此类“事件”的动因不但要从内部寻找，而应该将其视为一个国际政治的问题，并循着这个方向加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