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日下午，由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主办的七一大游行迎来十周年纪念。主办方宣布今年的游行人数达到43万，是自2003年之后人数最多的一次。今年恰逢“占领中环”争取2017年普选权行动发起，民阵主办的游行主题也自然与“占中”有关，提出“人民自主、立即普选、蓄势待发、占领中环”。
与此同时，香港亲北京的建制派、商会也在游行的当天下午举行了庆祝香港回归中国十六周年纪念活动，包括请来明星演艺助阵、亲中商会推出商铺优惠活动吸引顾客等，特区政府的庆祝仪式也由往年的上午改到了今年下午举行。香港媒体普遍相信，这是为了与民阵的七一游行唱对台戏，期望上述活动能分流部分市民。
一边是香港民间普遍的争民主诉求，一边是打折优惠、音乐派对等形式的民生措施，香港社会当下最主要的政治矛盾就在这个答非所问式的错位中拔地而起。对于七一游行，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回应到，这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的证明。
但香港今天的民主诉求的集体表达，也恰恰是“一国两制”设计漏洞的后遗症。“一国两制”设想，最初是为了解决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的主权与统一问题，当时的中国刚刚走出毛时代的封闭心态，面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需要有一个接受过程，加快统一进程也需要解决意识形态尴尬，同时也要让港澳台的同胞对未来怀抱信心，因此提出中国大陆地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港人对香港前途充满疑虑与担忧时，邓小平还曾保证，香港可以“马照跑、舞照跳”，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
然而，到了今天，中国大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被许多香港市民看作“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一国两制”作为确保香港经济、社会、生活方式不变的制度保证，正在失去它区分香港与大陆差别的功用，更重要的是，“一国两制”对香港的民主前途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设计，它没有说明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将怎样实现民主政治，又能否保证港人要求的一人一票选举特首权利的实现。
因此，当港人听到北京高官提出2017年普选产生的香港特首要符合“爱国爱港”的标准，本能地对此产生不信任。法治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香港人相信规则与法律，相信可以清楚明白的规范，对于“爱国爱港”这类包含感情认知、界限可随时更改的标准，很难争取到广泛的民意认同。
在“一国两制”的政治功用缺席时，单靠打折优惠等“派糖”方法来分流游行群众，或是只靠中央领导人访港“送大礼”，无法彻底回应港人的政治诉求。事实上，最近几次中央领导人访港后，都有本地市民表示，中央的“大礼”难以惠及普罗市民，得利者只是精英阶层。而激进的本土派则主张，香港应与中国大陆做彻底的切割，他们不欢迎通过“自由行”来到香港的内地游客，并表示不在乎“自由行”对香港经济的刺激作用，认为“自由行”导致了过去十年间香港商铺租金的飙升，许多陪伴着港人成长、寄托着怀旧情感的香港本土特色的小店，不得不让位于颇受内地游客青睐的奢侈品店。
香港是个自由港，部分港人封闭、保守的心态确应有所转变，但这也应提醒中央政府反思治港思路。稳定、繁荣与发展当然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愿望，但当民主诉求得不到诚意回应，用民生手段来解决香港政治问题，片面强调香港的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中国“GDP至上”主义和用经济发展确立政权合法性的思维向香港的延伸。
回避港人的民主诉求，结果就是特首梁振英目前面对的困局。去年的七一大游行当天，是梁振英履新的第一天，全港四十万人上街就要求他下台，表面原因是梁振英在当选后被媒体爆出在僭建问题上不诚信。今年，“倒梁”议题与争普选议题结合起来，因为游行的市民认为，这位通过选举委员会689位委员支持当选的特首，不足以代表香港八百万市民，缺乏合法性。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港人的普选诉求得不到北京与特区政府的正面回应，以后的每一位特首还会面临同样的反对声音，而梁振英只不过是戴着缺乏代表性的“原罪”上台的其中一任。
今年，香港三位学者发起了“占领中环”争取普选行动，他们准备通过民间参与，提出香港普选方案，如果方案得不到北京的诚意回应，将采取“占领中环”的形式瘫痪香港的经济中心。
“瘫痪中环”自然是港人最不愿看到的结局，“占中”行动的公民抗命形式也遭到许多市民的质疑，他们担心这会破坏香港的法治基础。但只要民主前途一天不明朗，游行就还会继续，“倒梁”的口号也还会响起，北京期望的“稳定局面”并不会到来。
（作者张倩烨为香港媒体从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