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有人仍打出‘文革’口号”，雷颐反思起运动中武斗双方为对国家领袖表忠心甘愿献身。可那样的死，算不算牺牲？到底值不值？结论是，无论哪一派都是被政治左右，都是受害者。
“袁庾华却说，我的同情是对造反派的一种侮辱，尽管他在‘文革’中饱尝牢狱之苦，却依然赞扬‘文革’伟大，造反有理。”雷颐说。倒是有一点让他意外——期间有人打断葛黎英发言，她温和地说，请你让我把话说完。“岁月也许真的会改变人。想当年造反派中，她的性情何其激烈。”
那场讲座后，刘源想去探索“文革”史，“历史述说太单一。要么官方语境，要么右派控诉。”为此，他采访了袁庾华与葛黎英。过后感触尤深：“有些人永远活在那个年代。他们所有的逻辑、生活基础、看待事物都以那一时代为标准。”
谁立场先行？
2011年，应袁庾华之约，他的朋友，广外教授张宁领来两名学生与王晓川等人，在一茶楼展开对话。
“第一次就吵得一塌糊涂。看得出来，双方都缺少对话的必要准备，都认为自己握有不容质疑的真理。他们争论的，都是容易上火的问题，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文革’的评价。”张宁听到年轻的左派声称，我们怀念毛时代，不是要回到毛时代。
王晓川概括他的“文革”观——“关于‘文革’，首先是她失败了，中间出现过巨大悲剧，毛泽东主动终止了她。其次，更重要的，这是毛泽东和中国民众关于在政党政治外，通过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防止革命退化、推动民主深化的一次重要探索，对60年代乃至今天世界各地的青年运动和新思潮，起了重要的启示和鼓舞作用。”
他承认，“我对某些正面态度的东西会用‘她’来代替‘它’，比如指代中国。”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青年人、劳动人群趋于左派？”王杰说，“不是说他们信仰毛泽东，而是他们切实感到，通过自身的努力并不能改变命运。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的法则教育他们，中国没有自由竞争，他们没有平等向上层游动的机会。他们会思考，为什么社会不公平？同样具备能力，却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他们会得出答案，这不是自身问题，而是社会结构有问题，这个社会规则不公平。那么，能不能改造社会，追求一种公平？这恰好构成他们左的思想。”
他提到，“进步青年小组”里有个叫大宝的搬运工，每天起早贪黑，肩扛四百来斤重荷，晚上又脏又累回到出租屋，为了省钱，初冬时节也只能洗冷水澡。
我看了一段视频：大宝一天的血汗钱——两张印有毛泽东像的钞票摊在桌上，他大声质问：我做过8年煤矿工人，今年42岁，在这座城市没有立足之地，没有结婚。难道我没有劳动？我的劳动果实哪去了？都是被官僚资产阶级剥削去了，被资本家剥夺去了。
“可他们不相信1959年的信阳事件。”邵晟东面色沉重地说。有一次，“黄读会”内读报，读到一篇对大跃进的报道时，一个左派怀疑：饿死人是有的，可官方公布的数字准确吗？又惹来一场争论。
“对信阳事件，袁庾华严重立场先行。起初他否认，后见否认不了，就把全部罪责推到走资派身上。他向青年人散播谬论，还说他到过信阳，深入调查过死亡人数。我说那是蜻蜓点水。”邵对此很不满。有一次两人僵持不下，他曾指着袁庾华说，你要是再执迷下去，我就给你的人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不清楚老袁的说法，我只谈我的。信阳事件肯定存在。但也有人作过访问，据说严重程度没那么大。会不会是统计或政治原因，造成数字夸大？从责任上讲，我们应去批判官僚体制异化——地方官瞒报灾情，人民的公仆沦为特权阶层。所以，这不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责任。”这是王晓川的观点。
“他们怎么形成今天的思维？”张宁很想探知。他曾与“黄读会”的年轻左派讨论，他觉得：这些年轻人往往从理论上理解过去，比如“文革反权威”、“毛主席说中国人民会解放”。他们会先验性取材——一旦接受运动中的“正面”，便排斥史料里暴露的“负面”。
“你们不能总拿经历来压我们。说到先验性——有些右派正因为经历，放不下个人恩怨，将自己承受的痛苦赋予整个社会群体。今天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他们的叙述必定站在精英角度上。那么，平民老百姓的回忆呢？”王杰反问道。
“一个地方饿死人，可能是地方官的错。可如果全国很多地方都有饿死人的现象呢？”雷颐追问。他曾文分析，改革开放初期，有段时间允许公开评论“文革”，后来禁止具体谈论，只是否定“文革”。90年代后，雷颐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描写知青岁月，蓝天白云能够谈，残酷事实不能谈”。
合而不同
2011年5月中旬，“乌有之乡”运营人范景刚专程赶来郑州，会见这批新老毛左。
这一年，中国左派内部从分歧走向论战，继而分裂。学者陈子明将左派分为两大阵营，一方是以“乌有之乡”代表人物张宏良为首的“保皇派”，另一方是袁庾华等“造反派”。
“张宏良在重庆的演讲很让我们反感——因为我们是左派，左派不是往下看，左派本来就该站在下面。”在王杰看来，这反而是好事，“把一些抱有投机心理的人划出去，让关心底层与社会进步的力量更纯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