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9日，10名成员“特意挑选毛主席逝世日”，宣布“黄读会”正式成立。王杰记得，那天在郑州紫荆山公园里，他们与一些老工人在毛主席像前献上鲜花。祭奠完后，大家围绕“青年毛泽东”交换心得。
他解释，选择这一议题时逢电视剧《恰同学少年》热播，“另外，我们的倾向都偏左。”
一年后，王晓川继任，“他们或工作或考研，一个个走了。我一直很积极，既然我来做，就要完全实现我的理想——我要让热心政治时事的各派人物，聚集一处，充分交流。”
早在“黄读会”成立前，他就拜访过郑州思想沙龙的元老袁庾华，并由他引入到沙龙。“他想成为青年理论家。”沙龙的另一元老级人物邵晟东说。
邵的父亲在世时，曾任洛阳地委书记、河南省副省长等要职。他是偏自由派观点，90年代中期，与“思想西化”的林楠、“永远的造反派”袁庾华，共同建立“郑州思想沙龙”，从而奠定沙龙基调：左右兼容。如今的“黄读会”也秉承这一特色。
沙龙里，袁庾华的经历最传奇。“文革“中，袁由肉联厂工人造反起家，担任过河南“二七公社”的重要头目，参加了7个造反派组织的“夺权”行动，当过几天省政法领导小组负责人。曾因是极左，3次入狱。“文革”结束后又被判刑12年。
邵晟东住在父亲留下的机关住宅，再过几条街区，是袁庾华的家。那里毗邻的是一个已被政府取缔的“廉价红灯区”。
极其杂陋的屋中，一张毛泽东与江青的合影画像非常醒目。袁庾华坐在旧椅上大声说，“北京发起公诉茅于轼的活动时，河南有很多人签名。据一些年轻人反映，他们的名字是冒签上去的。这事你可以问王晓川和‘进步青年读书小组’。对于茅于轼的言论，我们是不赞成，但批评归批评，绝对不会阻挠。我们反对别人对我们的压迫，同样也反对压迫别人。”
当初，也是他建议王晓川不要让“黄读会”与郑州“老毛左”搅和在一起——“自由派陈子明在《中国左派的光谱分析》里，将左派分为马左、毛左、新左。马左与毛左的根本分歧是，马左与官方一气，否定‘文革’。而像我这样，‘文革’中遗留下来的老毛左，与寻找中国出路、找到毛泽东主义的年轻一代，组成现在新的毛左。虽然同是左派，晓川的出发点与我们毕竟不同。我们明确是要推动社会运动。他们办读书会，是为了认识这个社会。”
各方登场
刘源斜挎书包，匆匆赶来。他是中学老师，喜欢近代史，即将去上海读博。在“黄读会”，他组织“锐钉读书会”和“郑风电影沙龙”。他关心时政，源于阅读哈耶克等自由知识分子的书籍，“那时脑子里还没有左右的概念。”
2009年，他在郑州大学读研，同学介绍他认识王晓川。之后，他去过“黄读会”，发现政治气氛较浓，“大家都认真谈论一个个严肃话题。”
那年9月，王晓川带他到卡内基学校，听袁庾华讲美国保守主义。归途中，他们在夜色下畅谈。“那一刻感觉真好。身边的人不关心公共生活，整天尽聊网购、韩剧，与我没有共同语言。”刘源当即决定加入。
他慢慢摸清读书会的流程：在豆瓣、飞信、博客上发帖。聚会地点常是“南边一咖啡厅”、“北边一茶馆”，后来也与学校合作。至今读书会都恪守“零成本运作”，遵循着“反资本主义实践”。2011年，“黄读会”有意识淡化政治色彩——组员凭兴趣，自组传统文化、科普、哲学、财经小组，但仍然保持了左右交流。
“我们讲究秩序。没有主讲人时，先拟问题，每人阐述自己想法，之后自由讨论。有主持人时，主持人要把控每人的发言时间，哪一位说得激动了，主持人马上喊停。”刘源比划着，他已主持过几期讲座。
2011年夏，“黄读会”开设“郑风讲坛”，最牛的一次是请到学者秦晖来演讲。那一次，刘源才真正意识到，王杰原来比王晓川更左。
那场演讲中，秦晖再次肯定土地私有化，提问时，王杰向秦晖谈到资本限制、公屋住房，“更多像在发表自己的意见”。“站在学术角度，他是对的。可是，中国土地兼并不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农民是在社会不提供信用机制、生活被迫无奈下，才将惟一的生活资料卖掉。这不是正常社会逻辑产生的现象，应该制止，我不赞同自由放开土地。整个社会是自由迁徙，不能为让农民待在城里，将他们赶出土地。总要让他们手上存点东西，保有选择的余地。他还提出，在城市，为混得不好的农民建‘贫民窟’，我也反对。政府应该对这一群体给予照顾……”王杰谈他的不认同。
“乌有之乡”代表人物之一韩德强也曾来主讲“反经济全球化”。“一些人不同意他的说法。他们支持经济市场化，反对政府垄断，反对搞计划经济。”
是否限制经济全球化，在“黄读会”内部，从来各执一词。左派反对一味全球化，它致使中国陷入农业、自主产权等方方面面的挑战；右派则认为，资本本身无对错，社会问题当属政府管理，资本意味着繁荣商机、就业机会增加。
刘源与王晓川都提到，2010年，“黄读会”请来历史学者雷颐。那一次，雷颐先在咖啡厅讲晚清史，后来又在小型聚会上讲少年时期他在郑州亲历“文革”。因为左派的广而告之，袁庾华、葛黎英等人纷纷到场。
“主持人是左派——王晓川，邀请我的却是两名自由派。现场更奇特，有人支持改革开放，有人别着毛泽东像章，还有人戴着孙中山像入场。大家共处一室，大体相安无事。”雷颐回忆当天的情形。
会上，雷颐讲到“文革”中有人考大学，政治成分不好，无法通过政审，不得不行贿。自由讨论时，葛黎英否认道，当时的社会没有腐败，分配公平。雷随后反驳。
“闻出点火药味”时，“黄读会”一名右派跳出，加重对峙。戴孙中山像者则向两派宣扬“民国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