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社会经济的公平公正性便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源泉。因此，真要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收获李克强总理所一再提及的“改革红利”，就非得有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基础、以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为前提、以市场为主导的重大制度改革不可。
刚刚公布的上个月经济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长速度可能还会从第一季度的7.7%进一步回落，这不仅表现为投资与出口增长全面放缓，而且表现为严重产能过剩而导致工业企业生产去库存乏力，表现为调整严重扭曲的“房地产化”经济阻力重重，表现为居民消费力越来越弱。
按照往常的惯性思维，有不少市场人士一直在呼吁中央政府出台激励经济增长的政策，但是中央新一届政府接任三个月来向各方发出的信息越来越清晰：当下不仅要忍受经济增速下行，而且也不急于出手刺激经济增长。以往那种通过货币数量扩张来保经济增长的思路正在逐渐改变，要求把货币供应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货币政策在数量上调控更倾向从中性向常态回归。同时，重新定位经济增长的速度，以提高质量与增高效益来看GDP增长。李克强总理最近就一再提出，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深化改革去激发市场和经济内生动力。
这也就是说，强调经济增长“保八”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最高决策层正设法使经济增速底线全面下移至7%，以倒逼企业及地方真正下苦功推动整体经济转型。同时尽力减少政府对实体经济的干预，以期真正激发市场活力，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所以，当前政府以静观其变的方式在观察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准备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政策来应对这种变化。
从大方向上看，通过倒逼企业及地方来推动整个经济转型，以此提升中国经济增长之动力，这条路是走对了。问题是地方政府对GDP增长崇拜的心态与行为方式并没有改变，只是当前地方政府现在学得更聪明了，只做不说。笔者近几个月到过许多省份，从所观察到的情况看，不少中西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一浪高过一浪，并没有因为地方政府换届而有所改变。市场上所流传的地方政府四十万亿投资规划显然并非空穴来风。
而从中长期来看，仅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弱化地方政府对GDP的崇拜及市场之干预，还难以解决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要实现中国经济升级发展目标，尚需找出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矛盾的根源。
在中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呈逐渐走低之势，从2000年的46.4%一路下滑到2010年的33.8%；居民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也随之越来越低，从1995年的52.16%降至2007年39.7%；绝大多数居民财产性收入越来越少。比如，近几年来不仅股市持续在低位徘徊，而且严重的负利率使得居民收入严重缩水。有人测算过，在2004年到2011年的96个月内，有52个月是负利率，平均真实利率为-0.3%。仅2011年，居民储蓄存款收入因此就缩水1.5万亿元以上。加上高房价导致居民消费严重萎缩，更使得社会经济不平等在近10年中日趋恶化，居民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中产阶层难以成长壮大、相对贫困化还在增加。而这种大多数收入不高的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正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根源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