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和《基本法》的制定实施，香港管治模式在“九七”之后发生变化，由原来的英国殖民统治模式转变为“一国两制”新政治秩序模式。随之而来，香港的本土意识或者说本土主义也在发生转变，由之前的以保留传统文明、复製英式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理性本土意识，转变为如今反中媚外、暴力违法的非理性本土意识。
香港本是一个移民城市，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本土意识领域本是一片沙漠。但随着经济发展、人口稳定和置业长居，港人的地方认同观念增强，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慢慢衍生出对香港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培育出“香港人”的本土意识，并以此为自豪。诸如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市场自由经济，政治层面复製英式法治精神和法治制度，社会层面培养出欧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管理制度，文化层面既保留中国传统经典又复製英美等西式文化，建造出中西合璧的城市风貌。
然而，随着回归后“一国两制”新政治秩序的建立，民主政治的逐步发展，香港和内地经济文化的深入交流，自由行政策的推行，以及香港内部反对派政治势力的对抗，外国敌对势力的干预，以对抗为主要内容的非理性本地意识逐渐抬头。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人心回归仍是重大课题
一是反对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香港内部，反对派政治力量一直坚持“逢中必反”立场，反对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治，反对特区政府的依法施政，故意借政治议题非难特区政府。典型事件有：反对23条立法、反对人大释法、焚烧国旗区旗、“五区公投”“佔领中环”，甚至打出“香港独立”的旗号。
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反对势力在香港鼓动“佔领中环”，以不合法的所谓“公民抗命”方式争取普选，并于6月9日举行首个“商讨日”，由长期的酝酿策划阶段正式转入组织实施阶段。“佔中”明知犯法而犯法，这不仅悖离香港的法治、理性、和平公义的传统核心价值，违反《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的宪制安排，而且在香港内部、中央与特区之间，搞分裂搞对抗，将无辜者的利益拿来作赌注，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危害国家主权和安全，葬送香港的长远利益。
二是怀念英殖民统治，崇洋媚外。部分香港人一直对香港回归持抵制态度，反对“一国两制”和特区政府治理，故意美化港英政府，幻想回归英殖民统治时代。表现方式：在回归前，鼓吹主权换治权，鼓吹英殖民帝国继续统治香港；回归后，逢中必反，歪曲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合法干预，抵制国民教育，在游行中打出港英旗帜，并且向英国议会寻求政治干预。从根本上看，部分港人的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存在一定问题，人心回归仍然是香港回归后的一个重大歷史课题。
三是排斥内地同胞，反对两地交流合作。随?香港和内地接触交流范围的扩大和深入，两地之间出现摩擦冲突，一些港人出现反内地情绪。由于改革开放推动了内地经济发展，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提升，而香港经济发展放缓，经济成就过多依靠内地，内斗内耗问题比较严重，族群撕裂现象突出，从而导致港人原有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受到冲击，原引以为豪的优越感和归属感下降。在新的理性本土意识尚未形成之前，现阶段表现出仇视、抵制、封闭和故步自封等非理性认识和心理。
香港回归后，部分港人尚未适应新政治秩序重构给社会各方面所带来的影响，面对外来因素和本地境况的变化，本地意识由原来的积极态度转变为消极态度，这是由其特殊的境遇和诸多歷史因素所决定的。从回归16年来看，香港人的非理性本地意识处于散乱状态之中，只是在一些争议议题上以个案形式爆发，尚未典型化、定格化和模式化，但有愈演愈烈之趋势，有由情绪化、口号化向冲突化、暴力化转变的趋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加以引导化解，一旦被反对势力利用，后果不堪设想。
严格执法消除暴力政治
目前，香港的本地意识处于混沌状态之中，理性意识和非理性意识同时存在，互相斗争。由于香港不同于其他地方行政区域，是“一国两制”框架下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但在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实行资本主义，保持原有的法律制度、社会制度、经济运行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变。独特政治境地加之歷史因素和现实内地崛起的冲击，笔者认为，香港将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本地意识，至于其性质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目前尚不确定。为构建一种积极理性的本地意识，必须把握四大原则：一是必须遵守“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宪制安排，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二是理性对待内地崛起，冷静处理两地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三是依法处置违法行为、暴力冲突行为；四是应当积极引导。 作者为法学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