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一国两制”过去主要是向外引进和学习的窗口，刻意压抑“一国”，突出“两制”。回归以来，不但不批判西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还歌颂前朝，重用大批遗臣，放手让他们变本加厉的去中国化，让香港成了半独立的“香蕉共和国”，十六年来增加了大批黄皮白心的“香蕉”。发展到今天，香港陷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不知何去何从，弄到不少港人自己也不期然的出现身份认同问题，只知“两制”，不顾“一国”。
时至今日，香港基本上没有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等广义的国家安全概念，更谈不上安全意识了。这样的一个国际城市，违背了十八大报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这“根本宗旨”，事实上是整个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最薄弱环节，还搞什么“占领中环”，挑战中央，成了心腹之大患。
将来中国与世界是一个平视的位置，香港是一个双向交流的窗口，“一国”和“两制”并重。但是香港首先是中国境内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理想的港人应该不是黄皮白心的“香蕉”，而是白皮黄心的“番薯”。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但她只可能是中国的国际城市。
这样做要求一个方向性的转变，要把“一国”这主体性重新建立起来。从去年中共十八大之后开始，“一国”这底线已陆续浮出水面，这里还有待有意识地加强。这样一来，首先中央要有系统地加强内地国有和民间资本在香港经济的比份，经济基础确定了，上层建筑的许多问题便会容易处理。在香港现有的国际化资本之上，增加内地资本的比例，是标准的增容改革，这不单不影响国际资本的利益，事实上因为在香港更方便跟内地大中型企业接触，反而更巩固了香港的国际地位，特别是国际金融中心和总部中心的地位。内地大中企业资本一旦成了香港的主要资本构成，香港就自然成了背靠祖国，面向全球的格局，香港的定位、发展方向和港人的身份认同等便随之一并解决。少了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顾虑，中央对港政策措施大可集中于发展之上，放心地把许多重要的项目集中放在香港，而无后顾之忧。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谈的人已经很多，但是视野还未开拓到能赶得上形势的发展，所以今天香港才会被边缘化成为日渐增加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之一，公司上市的地位也落于新加坡之后。中央和特区政府只要下定决心采取措施严格保障国家的金融安全，让中央在“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放心，日子一定远比今天好过得多。举个例子，最近金砖五国合资计划成立的发展银行，中国出资最多，将来“金砖银行”的总部顺理成章应该落户中国。而除了安全考虑之外，横看竖看，整个中国最适合的城市一定是香港。如果梁振英能就此组成一个专责班子，大力游说，争取“金砖银行”的总部设在香港，对国家和香港，以至世界未来的发展，都是一大功劳。“金砖银行”的招牌在港一树起，世界上各处的银行都一定要来香港设点，这是新加坡难以企及的优势，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便自然地上了一个台阶。
香港未来对国家的贡献更大
朝这方向思考，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升和巩固，香港大可努力争取如国际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来这里设立全球总部，或者地区总部。有了这些总部，国内外相关行业的大企业便也不能不来港设点，香港作为国际总部中心的地位又随而上一台阶。这样下去，不出十年，香港的国际地位必能跟纽约和伦敦平起平坐，对此，中央也必乐见其成。
以上方向，因为香港本身已有难以取代的优势，难度不大；朝这方向迈进，香港经济发展应当绝无问题，必然生气勃勃。有了经济的底气和发展的前景，年轻人大有奔头，自怨自艾之风自然烟消云散，整个社会将转向开放包容、积极进取。而因为香港整个经济和社会都跟全球的尖端环节接口，国际精英云集，在这城市中互相冲激砥厉，结果必将在社会、文化、思想、城市管理、环境保育、法治建设等等各方面，衍生出后现代文明的顶尖奇葩，带领着中国的潮流，和世界的潮流。
再回头看，改革开放之前，香港对国家的贡献主要在于贸易，之后在于轻工业、资金和管理，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社会观念和经验。经验已经证明，经济上的贡献和影响是局部的、短暂的，观念和经验的冲击，则覆盖广阔、历久不衰。在下一阶段，香港对国家的贡献将在于高端的第三产业和国际交流，这里观念和经验将更加成为主导，影响更加深远，风险更大，和更具颠覆性；因而中央对形势的和发展的可控性和安全系数更加关键，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实验田这安排的前瞻性和优越性更加突显。
至此，大家应该很清楚，在一个富强和欣欣向荣的祖国底下，只要把香港的位置摆正，把握好“一国”的主体性，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平等交流的平台，香港不光是还有重要角色可以扮演，事实上，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她更有可能是一个带动潮流，独领风骚的主角。下一阶段的“一国两制”成功的话，殖民地时代的“东方之珠”，跟明天“中国梦”中香港国际大都会的耀眼光芒相比较，只不过是小城市的渔火。作为大国政府，中央应有此志气，作为香港市民，我们也要积极推动特区政府力争上游。
（本文作者刘乃强为《中国评论》月刊学术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