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国今天遭遇的很多困难一样，驯服权力并不是找不到解决的方案，而是缺乏实施这些方案的政治勇气和魄力。世界上公认的行之有效的驯服权力的方法，无非就是普选、三权分立、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一系列制度。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也是被中国的自由派学者和媒体千百次重复过的常识，他们不断鼓与呼，设计了各种“稳妥推进”的方案，苦口婆心地进行着劝说和诱导，只是收效甚微。到了今天，情况甚至出现了倒退——这些“大路货”的东西甚至被纳入到“七不讲”的范围里，其合法性都堪忧。只是，如果这些常识不能变成具体行动，无论是道德感召还是严刑峻法，都对驯服权力于事无补。
值得关注的是，官员权力的不受约束，带来的后果不仅是官民矛盾的激化，更可能会自上而下、静悄悄地改旗易职。这已经被苏联解体的历史所证明了。目前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官僚特权阶层才是苏联共产党的掘墓人，西方的和平演变只是外因而已。
在勃列日涅夫后期形成的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公认的人数在300万左右。他们享受着一般人难以想像的特权，却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据勃列日涅夫侄女柳芭在1990年移居美国后写的回忆录说，连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他告诉他的弟弟：“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
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有过一次民意测验，调查苏联共产党代表什么人的利益。结果，被调查者认为代表官员、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3%，认为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20世纪俄国史》写到：“80年代中期，新阶级实际上已最后形成。已经不需要公有制的形式，他们在寻找一种能够自由管理，而后变成自己的财产、个人的私有财产的途径。”影响巨大的《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也认定在官僚阶层通过权力完成对国有资产的瓜分后，已经不需要社会主义这块遮羞布，因为资本主义更能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因此苏联解体是他们所乐见的，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
赋权于民
低素质的民众缺乏表达利益、参与社会的能力，这一向被解释为中国现行政治社会制度的合法性所在。这样一种把进行反抗的民众妖魔化为刁民的观点，在今天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但各国的社会实践已经证明了：素质与其说是权利的开始，毋宁说是拥有并能充分合法行使权利的结果。
今天中国部分底层民众在维护自身权益时的激进化和极端化倾向，实际上和素质关系不大。它的根源是不同社会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严重失衡。一方面目前正式的社会表达渠道还很不顺畅，弱势人群的表达权受到极大限制；另一方面，强势利益群体已经构成实质上的利益集团。他们有能力利用各种资源、影响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因而其利益不但得到制度性的保障，而且在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激励下被放大。事实上，弱势群体在采取自焚、跳楼、刺杀等极端方法之前，往往已经奔走呼号了很久，但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极端的维权方式只不过是被逼无奈之下，弱者绝望的反抗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维稳、自上而下地赐予一些优惠政策、释放一些善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赋予弱势群体在维护自身权益时能切实有效加以使用的权利。以此观之，要提高产业工人的工资，赋予他们罢工和集团谈判的权利，要比直接规定最低工资是多少来得长远有效；要改善农民的困境，明确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肯定也比简单的访贫问苦来得实在。显然，前者更为根本，也更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
被赋予社会稳定器功能的中产，同样处于紧张和不安的状态中，政策的变化、工作的变动、身体的疾病困扰、住房以及子女上学就业等压力都集中在他们身上。一旦有了天灾人祸，往往迅速从中产跌落到赤贫。很多人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感，有了钱也千方百计转移到国外，根本没有发挥社会稳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