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香港政治必须始终紧紧把握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既不能抽象地理解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它体现和贯穿于香港的政治环境、政治制度和政治态势，甚至还反映在香港重要政治人物的品格和性格上；也不能就事论事地看待香港政治环境、政治制度和政治态势，它们共同和综合地反映并衡量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将原本统一于香港政治基本矛盾的因素人为地分割，就无法形成对于当前香港政局的准确判断。
过去一周，关于张震远事件及其对梁振英管治的影响，香港政界、媒体和坊间议论纷纷。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对张震远事件进一步发展表示关注外，舆论焦点被引向了关于行政会议制度是否需要改变。
港英忽视治港人才培养
曾经出任特区第二届政府行政会议成员的曾钰成率先挑开这一问题，他批评目前行政会议运作不如港英时代的行政局，建议检讨现行制度以提升行政会议职能。尽管曾钰成很快澄清他的言论以免引起更多误会和猜测，但是，同意或不同意曾荫权关于行政会议的最初意见，成了过去一周香港政治的主要话题。
行政会议一名成员辞职，居然立即引发关于行政会议制度的争论，真正是因为张震远事件牵涉多方面，可谓是折射当前香港政治的一个万花筒。
全面地看，过去一周，香港社会无论是关于特区行政会议必定与时俱进地不同于港英时代行政局抑或后者应当继续成为前者楷模之争，还是关于张震远事件严重打击梁振英是出于敌对势力阴谋抑或因为梁本人和管治班子自身不足同时反映香港政制缺失之争，都紧紧围绕香港政治基本矛盾。
香港没有独立的本地政治，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香港政治就一直是若干西方国家（首先是英国后来加入美国）与中国博弈的一个缩影。英国不甘心香港回归中国，美国插足香港旨在贯彻美国对华战略、地区战略和全球战略。英美与中国争夺香港管治权是香港政治基本矛盾。英国与美国在香港也有利益矛盾，但对付中国是他们共同立场。
今天，人们普遍不满和批评歷任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不济，却很少人公正而尖锐地揭露香港缺乏政治人才的主要原因是“九七”前港英政府忽视关于“一国两制”下“港人治港”人才的培养。“九七”后，有人曾经向香港新闻界披露，“九七”前，他被提升至港英政府首位也是最后一位华人司长级官员，每天例行公事却是向伦敦报告和请示、并遵照伦敦指示办理具体事务。
政制缺陷同英美干扰有关
今天，人们普遍不满和批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反对派甚至鼓吹“普选万能”，似乎立即实行双普选，香港的管治和施政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他们抱怨争取民主已有30年却仍未实现普选，责怪中央设置障碍。事实是，伦敦故意选择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即将签署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亦即香港回归中国之前途底定之时，匆匆宣布在香港推行代议政制。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政制问题，既是民主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也同英国和美国故意干扰和干预有很大关联。
以特区歷届政府组班为例。
在第一届政府中，除律政司司长人选外，其他主要官员是港英最后一届政府原班人马，那时主要矛盾是在传统政务官与外来行政长官之间，反映政治文化和习惯的差异，也折射西方若干国家之间利益差异。
特区第二届政府开始推行主要官员政治问责制，但是，由于社会精英缺乏政治人才，也由于改革根深蒂固的庞大公务员体制必须审慎，所以，第二届政府管治班子是一个“双式拼盘”——一部分主要官员来自社会精英，另一部分主要官员由传统高级政务官“摇身一变”。行政长官既未能与前一部分结成政治理念一致、管治和施政目标同一的团队，又继续与后一部分产生政治文化和习惯的摩擦。
特区第三届政府形成了传统高级政务官背景的行政长官与大多数来自传统高级政务官的主要官员之间的合作，行政机关运作是比较畅顺了，却因为行政长官在两大对立政治阵营之间玩弄所谓平衡而恶化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关系。
特区第四届政府是在第四任行政长官竞选被某种政治势力人为地製造了爱国爱港阵营空前严重分化甚至局部分裂之后组建的，遭到外部势力更强烈的干预和渗透，成员背景较之前任何一届政府管治班子更复杂。
需综合衡量政治基本矛盾
对于管治和施政，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成员的品格、操守和性格固然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政治环境、政治制度、政治态势等，无疑影响更大。
分析香港政治必须始终紧紧把握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既不能抽象地理解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它体现和贯穿于香港的政治环境、政治制度和政治态势，甚至还反映在香港重要政治人物的品格和性格上；也不能就事论事地看待香港政治环境、政治制度和政治态势，它们共同和综合地反映并衡量香港政治基本矛盾。
2013年5月27日，《明报》“闻风笔动”专栏称：“在爱国爱港阵营，对当前政局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梁班子的困境虽有自身失误的因素，但主要是敌对势力处处针对使然，……另一派人士认为，梁班子上场不到一年便内外交困，既有自身失误的原因，例如梁处理僭建不善、张经营商交所失败等，也有源于政治体制的缺陷。”这是将原本统一于香港政治基本矛盾的因素人为地分割，无法形成对于当前香港政局的准确判断。
作者：杨坚 为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