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还对中国经济1979－2012年前34年年均高达9.98%的超常增长速度作了系统的分析，探讨了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比如，作者指出，在需求方面，由于中国比较坚定地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全面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持续稳定地提升了国际贸易规模和贸易盈余，用国际市场的有效需求抵消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从而在前34年形成了很大一块超常购买力，产生的中国经济的年均超额增长约为2%。该书还进一步分析，超常购买力的形成很大程度依赖于美国家庭的储蓄赤字、产业的贸易赤字、政府的财政赤字，这三大赤字的背后则是美元的过度发行。
关于2008年肇始于美国进而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西方社会一直指责是中国经济失衡所导致的。该书指出，过去30多年中美两国同时实行了不平衡的发展战略。中国追求的是不平衡的高速增长，特征是所谓的“三低三高”，即“低工资→低消费占比→低内需市场，高投资→高增长→高外贸盈余”；美国则是维持不平衡的赤字经济运行，即“低投资→低增长→高外贸赤字，高资产泡沫→高消费→高家庭赤字”。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无意中形成了互补性战略配对，各自均以对方为依存，缺一不可，其长期后果则是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失衡。作者还进一步指出，世界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将取决于中美两国战略与模式同步转型能否成功。应该说，这一关于世界经济失衡原因的分析是比较客观和公允的。
对于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社会上一直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有人认为是压低消费的原因，有人认为是依靠过度投资所致，还有人认为是中国人口红利的结果，等等，不一而足。该书对这些说法也在不同程度上作了回应。例如，对于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原因在于高投资、高浪费与牺牲消费的误解，作者指出，在过去34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高GDP增长、高投资增长与高消费增长是同步发生的。这一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9.98%，投资年均增长10.92%；而消费年均增长同样高达9.15%，即使按人均消费增长计，也达到年复合增长率7.99%的高水平。这一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成就。
之所以人们把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原因误以为是牺牲消费，在于他们把GDP中的消费占比和消费水平两者混淆了。该书分析到，中国GDP中的消费占比前34年中平均为59.56%，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通常在75%以上，由此看来中国的消费占比确实比较低，但消费占比低并不等于消费水平低。因为还有更加重要的一面，消费占比较低意味着投资率较高，投资规模较大，而投资规模较大则带来较高的GDP增长率；在GDP增长快速的条件下，即使消费占比较低，它所对应的绝对消费水平也可能是快速增长的。相反，如果中国前34年的消费与投资占比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变为消费占比75%，投资占比25%，那么，中国的消费水平就不会是现在的年25万亿元，而是降为18.75万亿元。这就是说，就中国过去34年的情况而言，较低消费率与较高投资率带来的是消费水平的高速增长，而如果采用相对较高的消费率与较低投资率所导致的则可能是较低的绝对消费水平。作者的这些分析充分体现了投资、增长与消费之间相对比例与绝对水平的辩证法。
在对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现象作分析和预测之后，作者指出，中国式超常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成功地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与企业两大主体构成市场经济的主轴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包含了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体制，是把中央政府的战略领导力、地方政府的发展推动力与企业的创新活力有机结合的新型经济制度。
在这样一个三维架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中的企业着力创新、谋求发展，是资源配置的微观主体；竞争中的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等多种方法构造了可持续的“投资激励体系”，降低企业投资创业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均衡投资水平，并通过提供类似“总部服务”的职能帮助企业突破部门官僚主义的障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超强投资驱动力；中央政府在制定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一方面总揽全局，把握发展与稳定的平衡，另一方面抓住全球化的契机，审时度势地果断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为中国经济高投资和高增长创造了额外的市场机会。
作者进一步指出，正是这样一种中国体制产生的超强投资驱动力和国际市场的超常购买力，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得以避免常规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1994年后的20年中持续高位运行，创造出超常规增长与超低经济波动并存的奇迹。该书还分析了中国三维市场体制的四大支柱：
（1）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形成三大主体；
（2）国有企业的资产资本化，形成国有经济的战略制高点地位；
（3）包含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级资产负债管理体系，形成超越西方公共财政的复合型国家理财体系；
（4）通过国家顶层发展战略、中期发展规划与产业政策和短期宏观调控相结合，形成分层整合的国家发展管理体系，从而超越西方常规市场经济中的被动式宏观干预。
中国三维市场体制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演化成形的，它还不尽完善，存在诸多严重的问题，如所有者缺位与垄断经营、收入差距过大与收入分配不公、政府规模过大、市场失序、官员腐败、环境污染等，书中并不回避这些问题，但认为这些问题或是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伴生现象，或是经济运行的内生结果，转向英美式的常规市场经济也难以避免，只能通过自主、持续的制度创新，对三维市场框架进行累积性的组织优化与流程再造加以解决。
如何看待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是这些年学术界争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
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们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全能政府导致的经济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使国民经济产生了严重的问题，甚至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由此我们走向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变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行简政放权，努力转变政府的职能和行为。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当然，政府职能的转变仍在改革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地加以深化和推进。
但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否如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言，仅仅限于保护产权、解决市场的外部性问题、提供公共品和维护法制环境呢？该书的结论则不尽相同。作者认为，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的积极引导和推动是中国经济最近30多年超常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分析。作者指出，中国的地方政府与许多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地方政府不同，具有双重属性，它们不但是“政府”，还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经济主体，具体体现于：分税制使地方政府成为本地区经济剩余的分享者，因而产生了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竞争，竞争产生了进步的压力；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比较广泛的政策制定与执行自主权，加之国有资产、土地升值、地方融资平台等使地方政府拥有操作经济发展的资源；地方政府在管理地方经济的过程中，提高了管理与调控地方经济的能力。
在分析地方政府追求发展的动力时，作者指出，1994年以后实行的分税制，在制度层面比较稳定地建立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分享税收的运作方式，使地方政府有了比较稳定和清晰的预期，产生了来自体制内强大而持久的追求增长的动力。作者还提醒我们重视张五常教授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关于“税”与“租”的论述：“在经济学的传统中，说争取最高的税收必遭批评，但说争取最高的租金收入则往往被认可。真理是，有经济效率的土地使用，租金一定要算，不管是由土地所有者还是由政府收取”。作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收入中有一部分不是“税”而是“租”，不仅很好地解释了地方政府分享辖区内企业收益权的合理性及由此产生的动力，而且对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地方政府的双重属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