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灾难书写的几个问题

　　政治悲剧：由于特定时期的人为失误、特别是执政党的重大政策失误造成的悲剧，悲剧原因是可知的，是人的过错。
　　中国当代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政治悲剧，大跃进，反右，文革都是其中最典型的几场政治悲剧。这几场政治悲剧波及到大量的人群，包括政治家、知识分子和一般老百姓，使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悲剧性，但是这种悲剧绝非神秘的命运捉弄，也不是主人公的性格使然，而是执政党的失误造成的，执政党应该是这种政治悲剧的罪魁祸首。
　　但很多作品在表现社会悲剧的时候却把它写成了命运悲剧。比如莫言的《娃》，就把政治悲剧该写成了命运悲剧方面。
　　《蛙》是一部表现计划生育的小说，但是作为小说，它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宣讲，而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给老百姓带来的悲剧性命运的揭示，小说的艺术力量充分体现在作者把这个悲剧写的撕心裂肺、惊心动魄，更体现在作者没有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简单化的道德判断。作品中几乎所有人物都是受害者，不管是全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整天强迫怀孕的农村妇女堕胎的姑姑（这个人貌似铁面无私铁石心肠，但实际上非常善良正直），还是大量为了保住孩子而拼死抗争的农民（他们当然就更值得同情），虽然势不两立，但没有一个坏人，他们都是好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有自己的充分理由。
　　这部小说充分体现了莫言的艺术才华，结构巧妙、紧凑，文字精炼，写得很节制（没有其他作品的那种不节制的毛病）。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问：既然大家都没有错，那到底是谁的错？这么多人的这么悲惨的命运是怎么造成的？难道是命运的捉弄？难道是无法查找原因的、莫名其妙的命运悲剧？
　　在我看来，这篇小说的最大问题正在于没有追问造成这一切的社会历史根源，从而把一个政治悲剧或社会历史悲剧写成了命运悲剧：没有人对这个悲剧负责，好像它就是人人难以逃避的宿命。计划生育政策源于新中国60年、特别是建国初期（1949-1953），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的生育政策的失误：鼓励生育。此后一段时间也充满了反复，没有认真贯彻计划生育政策，这是导致后来人口爆炸一发不可收拾的根本原因，也是各种强制性节育、流产、打胎悲剧上演的根本原因。但是不管是小说中的人物还是作者，都没有对此进行任何起码的反思，没有人认真考虑过自己为什么成为牺牲者，到底谁制造了悲剧。结果就使得这部小说失去了政治批判（而不是道德怜悯）的意义。
　　作者试图揭示现实问题，但最后却回避了现实问题：“我的《蛙》通过描述姑姑的一生，既展示了几十年来的乡村生育史，又毫不避讳地揭露了当下中国生育问题上的混乱景象。直面社会敏感问题是我写作以来的一贯坚持，因为文学的惊魂还是要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人的痛苦，人的命运。而敏感问题总是能最集中地表现出人的本性，总是更能让人物丰富立体。”（《蛙》，第343页）我相信作者的初衷是好的，我也很认同，但遗憾的是，由于作者没有追问造成计划生育这个社会历史悲剧的政治原因，结果是，无论这个悲剧被描写得如何惨烈，最后仍然是把这个政治悲剧写成了命运悲剧或人性悲剧，社会问题最后被归结为宗教问题和莫名其妙的人性问题。
　　由于走向了抽象人性和宗教，因此小说的结局出现宗教救赎也就并不奇怪。作者在《听取蛙声一片——代后记》的结尾写到：“写完这部书，有八个大字沉重地压着我的心头，那就是：他人有罪，我亦有罪。”“他人有罪，我亦有罪。”这是颇有基督教意味的忏悔和自省，似乎体现了作者深刻的自我反省、自我担当、自我忏悔。但是我要说的是：这种自我忏悔不应该过头，不是自己的罪恶也要自己去背负。否则会掩盖、放过真正的有罪者。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悲剧不是人性悲剧，也不是宗教悲剧，这里用不着基督教意义上的救赎，这里需要的是政治反思。

　　如何才能表现黑暗时代的温暖？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梁晓声就试图把知青和“文革”区分开来。他在一个创作谈中讲到：自己创作知青系列小说，就是为了一个“社会性的目的”，即“歌颂一代知青”，给他们“树一块碑” 、“加一块砖”。因为在他看来，虽然“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荒谬的运动”，但“被卷人这场运动前后达十一年之久的千百万知识青年??是极其热情的一代，真诚的一代，富有牺牲精神、开创精神和责任感的一代。”[3]这种认识支配了梁晓声的知青文学创作，在评论界也非常有代表性。比如有一种肯定梁晓声和知青精神的观点认为：“当青春的热情被极左路线扭曲变形时，并不能否认这种热情本身的美好和纯真。”[4]为此，梁晓声采取的策略是：撇清知青和“文革”的关系，让个别被妖魔化、他者化的知青“败类”来承担“文革”的罪名，背“文革”的黑锅，把“文革”与绝大多数知青加以分离。
　　但是这样写知青和“文革”毕竟无法自圆其说，和绝大多数知青的经验相悖（更不用说和其他作家写的知青文学或回忆录相悖）。在《知青》电视剧播出以后，各种各样的批评集中在作品描写不真实，把知青和知青生活写的太好了，太光明了。对此，梁晓声多次接受采访，为自己辩护。
　　据《北京日报》报道：针对有电视剧《知青》的观众以自己的经历和剧中不一样，认为全剧不真实的批评，梁晓声回应：“自己不是在做知青苦难史的纪录片，如果是那样还不如直接写回忆录更有分量。”[5]这个逻辑是不能成立的：如果知青生活的确是苦难史，那么，详细描写这种苦难，深入揭示这种苦难的根源，就不仅是回忆录的责任也是虚构作品的责任。如果不认为知青是一个苦难的悲剧，即使是回忆录也会把它写成喜剧。此外，他认为“任何一部剧也不可能写全那个年代里某个具体人的真实生活。”他举例说，“如果组织一群知青共同回忆那个年代的温暖，他们可以列举很多催人泪下的事例；同样，如果将主题变更为回忆那个年代的暴力，事例的数量依然不胜枚举。”[6]可见这不是回忆录不回忆录的问题，而是如何认识上山下乡的问题。
　　当然，每一个人对于历史和过去的回忆总是有个人特征的，不可能绝对一致。具体到“文革”，可以说不管哪种“文革”书写，都有一定的经验基础。但这种差异性不能夸大，不能取代我们对于特定时期历史的基本评价，否则就会导致历史的相对论乃至不可知论。其次，正因为个人记忆的叙述总是有一定的真实性，或者说，所有个人回忆书写都可能被指责为“不真实”（“我的过去不是这样的”），因此，如何叙述回忆，站在什么样的价值立场叙述记忆，在某种程度上就变得更加重要：你的记忆书写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引导人们严肃反思“文革”，还是相反？
　　有趣的是，梁晓声总是不断声称自己是为了反思、清算“文革”才创作知青文学的。在谈到《知青》的创作时，他说：“文革是一场对我国造成巨大灾难和危害的运动，毋须再讨论。但是多年过后，人们似乎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开始模糊了，甚至有些糊涂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文化责任呈现那段历史，告诉人们，绝不可走回头路，那个十年，绝不是理想的年代，绝不是阳光的年代，更不是自由公正的年代。”[7]他还说到《知青》的创作初衷：“起初山东影视的人找到我，我表示对知青题材要达到共识才行，否则就不写。我提出是否能够通过知青题材把“文革”十年的极左呈现出来。如果不给这个尺度，我就不参与创作。换句话，不允许呈现‘文革’我就不参与，这个态度是非常决绝的。”[8]梁晓声甚至说，由于不少同题材电视剧的不真实呈现，知青和“文革”那段历史变得模糊了，已经构成对国家记忆的“歪曲”，对现实发展也不利。“尤其是今天的年青一代几乎无所了解，他们往往由记忆空白走向反面认识，那段历史被涂抹上红色，成为幸福指数最高的年代”，而他自己就是要通过《知青》来改变这种走向扭曲的趋势。[9]
　　如果没有看过他的作品，你还可能佩服他的胆识呢。
　　为了突出自己对“文革”是有批判、有胆识的，梁晓声还总是提醒记者：自己冒了多大的风险。在《北京日报》的访谈中他说：从2009年提笔创作《知青》，到拍摄及至最后送审的每个阶段，身边都有不少人认为，这部剧是不可能播出的。原因在于剧中触碰到不少“高压线”，比如男知青赵曙光引用契科夫《第六病室》中的句子直言“中国病了”。[10]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的时候，梁晓声坚决否定《知青》的主题是“青春无悔”，强调《知青》表现的是“‘文革’对人性和人格的伤害。”[11]
　　但一部作品是否真的具有反思和批评的力量，关键不是看作者自己怎么解释，而要看作品。看了全剧，我们的感觉不是“中国病了”，而是中国很健康（中国是不是真的病了不取决于是否有人说了“中国病了”这句话，而是取决于作品是否写出了中国病了，如果像梁晓声那样写，我们只能说即使在“文革”时期，中国也没有病，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健康的，只是几个冒充中国人的“日本鬼子”病了）。
　　看来，梁晓声既要回避事实，歌功颂德，又希望得到独立、批判知识分子的名声，难为他了。
　　梁晓声的另一个自我辩护理由是：“我选择在那样的年代里，更多传递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这种温暖并不是对时代的粉饰，而是我们在特殊年代也没有放弃对它的坚守。”[12]这个辩护好像比前面的更加无懈可击：描写黑暗的时代人们对光明、温暖的坚守难道有什么错吗？当然没有错，但首先要充分写出这个时代的黑暗，否则就不成其为“特殊时代”了，也就谈不上什么“坚守”了。
　　“文革”“那样的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是一个是非颠倒、价值颠倒的时代，是一个坚持真理和良知就要付出生命代价的年代，因此，坚持真理、不作恶，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明辨是非的能力，这是一件殊为不易的事情。换言之，我们必须首先真实地写出一个极为恶劣的环境，然后才能突显这种“温暖”和“坚守”的可贵。而梁晓声恰恰没有写出这个环境恶劣，相反，他把恶势力写的愚蠢不堪、不堪一击，把作恶写得很难（因为大家都反对），而行善和明辨是非倒是非常容易（因为大家都支持，都明辨是非，都在行善）。在问到“您希望给观众呈现的那个年代是怎样的？”的时候，梁晓声说：“我只表现‘文革’对人性和人格的伤害，这个伤害是对全中国整体的伤害。比如说它破坏爱情、离间友谊、颠覆亲情，让我们是老人时都顾三顾四，它使得出卖、揭发和批判别人成为革命行为。”[13]可是很遗憾，我们的确在《血色黄昏》《文革死难者》等作品中体会到了这种伤害，但在《知青》《年轮》中却根本没有。《知青》中赵天亮和周萍的爱情被破坏了吗？没有；《年轮》中王小嵩、吴振庆、韩德宝、郝梅等人的友谊被离间了吗？没有；王小嵩和母亲的亲情被颠覆了吗？更没有。
　　关于写光明、写温暖，梁晓声还有一个理论，这就是文学高于生活。《北京日报》的采访写道：“在梁晓声看来，文学要干预生活，也要高于生活。文学创作从来就是要提升人性、人格，‘如果只是去表现阴暗面，那样的艺术能给予人们怎样的影响呢？’”[14]我不知道这个写光明的理论和“三突出”有什么差别。《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的“光明”在哪里？它们难道都在让人堕落？
　　梁晓声还说：“在特殊年代里，如何让一个人履行向善的行为准则？我们的文学、影视作品中需要有这种人格教育。我希望观众通过剧中的‘说事、塑人’，去‘想事、想人’，进而对人生的坐标有所设计。”[15]描写正面人物就一定能够教人“向善”？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么，暴露时代的黑暗就只能教人作恶？有一个问题必须澄清：描写黑暗不等于歌颂黑暗，描写光明不等于树立正面价值。没有正面人物的作品不一定没有“正能量”。关键还是：必须紧扣《知青》描写的那个时代的特征谈这个问题，也就是梁晓声说的“特殊年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这是一个鼓励人作恶的时代（听领袖的话、随大流就是去作恶），是一个做好人、“向善”却很难而且几乎要付出生命代价的时代。做好人就必须逆潮流而行，必须能够独立思考而且有坚持真理和正义的勇气。首先必须正视这点，客观写出这点，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因此，要描写黑暗时代的人性，必须首先写出这是一个是非颠倒的时代，坚持向善首先要有独立的判断力，而不是随大流。其实那时候的很多人主观上未必不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消灭“黑五类”不是做“好事”吗）？正因为这样，必须充分写出黑暗时代的价值与是非是如何被颠倒的，写出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是如何困难，然后才明白到底什么是“向善的行为准则”。其次是要有勇气，甚至以生命为代价（遇罗克、张志新、林昭）。有独立思考却不敢坚持真理，至多只能成为不合作的犬儒。这两点在《知青》中都没有得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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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见电视剧第十六集：县革命委员会查草帘子和拖拉机事件。坡底村的干部、村民、知青为了打井而编制草帘子、把旧拖拉机加以修理，然后卖出去。县农业物资站的站长同情和支持他们（把旧拖拉机送个他们）。
　　[2]就是在梁晓声自己写于80年代末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文革”闹剧的巨大伤害性也表现得很突出。
　　[3] 梁晓声《我加了一块砖》，《中篇小说选刊》，1984年第二期。
　　[4] 李树声《〈知青〉：诠释一代人的精神图谱》，2012年8月《全国新书目》。
　　[5] 《梁晓声谈<知青>：“那个时代”也从未放弃温暖》，《北京日报》，2012年6月7日。
　　[6]《梁晓声谈<知青>：“那个时代”也从未放弃温暖》，《北京日报》，2012年6月7日。
　　[7] 《梁晓声访谈：〈知青〉是一曲挣脱暗影的青春之歌》，《大众电影》2012年13期。相同的内容还可参见梁晓声的另一个访谈《知青》表现“文革”对人性和人格的伤害来源》，《羊城晚报》，2012年6月25日。
　　[8]参见梁晓声的访谈《<知青>表现“文革”对人性和人格的伤害来源》，《羊城晚报》，2012年6月25日。
　　[9] 《梁晓声谈<知青>：“那个时代”也从未放弃温暖》，《北京日报》，2012年6月7日。
　　[10] 《梁晓声谈<知青>：“那个时代”也从未放弃温暖》，《北京日报》，2012年6月7日。
　　[11] 《<知青>表现“文革”对人性和人格的伤害来源》，《羊城晚报》，2012年6月25日。
　　[12] 《梁晓声谈<知青>：“那个时代”也从未放弃温暖》，《北京日报》，2012年6月7日。
　　[13] 梁晓声：《<知青>表现“文革”对人性和人格的伤害》，《羊城晚报》2012年6月25日。
　　[14] 《梁晓声谈<知青>：“那个时代”也从未放弃温暖》，《北京日报》，2012年6月7日。
　　[15] 《梁晓声谈<知青>：“那个时代”也从未放弃温暖》，《北京日报》，2012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