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的确，大多数普通民众是只关心过好日子。但是日子好过了，“民心”就拥护政府了吗？民心是什么？谁又能代表民心？更何况民心多变。
现在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要好得太多了，但社会矛盾和怨言也要比那时候更多。因为主流价值观消失了，富人阶层出现了，腐败增加了，百姓的欲望提高了并且争取利益的手段变多了。
几天前我与一位华裔法国学者聊天，她说去年她在上海坐车的时候和司机以及一位护士聊天，其间司机和护士说他们的目标是要在几年内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该学者于是就问怎样才算达到了中产阶级，司机和护士不约而同地说那就是资产要在2000 万人民币左右。在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除非有遗产，或者是较早时间在黄金地段买下了大房子，中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远远达不到这一经济实力的。司机和护士可不是什么特权阶层，但是他们俩的经济实力似乎已经超过了西方的中产阶级。他们对中国的现实满意吗？我看也难讲。笔者在国内与这类人群有不少接触，在不同的场合，他们会告诉你这社会贫富差距和腐败如何如何严重，整个改革开放仅仅只有极少数的人得到了好处等等。听上去似乎他们从改革开放中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总之，政治家如果把执政建立在民心知足这一假设上是十分幼稚的，民心会变也不会知足。现在中国经济还在快速发展，但百姓已经是很不满了，一旦经济出了问题，就会更麻烦。
《中国民商》：现在中央反腐力度很大，这能否增强政府的合法性？
赵鼎新：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反腐败。问题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腐败只是一个法律问题，而在中国，腐败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因为美国政府没有把其合法性建立在反腐上，而中国则把反腐当作了其绩效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反腐败的确能增加中国政府的绩效合法性。短期来看，这对于中国的社会稳定是有好处的，但长期来看却是会出问题的，因为绩效合法性不具有稳定性。
比如，在当前民众极端不信任政府官员的情况下，如果审查50% 的官员，大家都会认为漏网的多了去了；审查70%，大家可能还会怀疑有不少大贪官漏网了。反腐当然要进行，但是反腐要做到让大众满意太不容易了。
即使民众满意了，又会引发新的问题。在当前的中国，如果民众对政府反腐满意了，这反腐肯定搞得是非常之激烈，风声鹤唳，长期下去势必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民众也会非常不满。这时，如果执政者降低反腐力度，腐败回归，民众只会比原先更加不满，因为有效的反腐已经大大提高了民众对政府清廉程度的要求。
历史并不会终结在西式民主
《中国民商》：您特别强调程序合法性对于现代国家稳定的意义，那可否认为历史会在民主制度下“终结”？转向民主后又会遇到何种挑战？
赵鼎新：单靠民主制度不能解决问题，其背后一定要有意识形态的支撑。西方的民主能够成功，就是程序民主背后有一个主流价值观的支持，这类西方民主目前处于强势地位是不可否认的。
后发国家如果想成功学习西方民主的话就需要解决两个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关键问题。一是民族认同感问题。如果不同族群不能形成同一的民族认同，族群冲突就会在民主转型过程中被强化，其后果往往就是种族屠杀、种族被强制迁徙、或者是国家分裂。其实，除了少数例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都发生过族群清洗。二是民主化后，执政党和反对党能否认同统一的核心价值观。美国这个问题解决得很早，欧洲则是在二战后。现在的欧洲，社会党、共产党、右派政党都认同了西式民主背后的价值观，否则民主政权不可能获得政治稳定。
最后，一个国家如果进行了成功的西式民主转型，这只说明它成了西方俱乐部的一员。作为这一俱乐部的成员，这国家能享有如下的好处：第一，在国内政治上，社会经济矛盾可以通过选举和法制来消解，人权将会大大提高，百姓逐渐对国家政治麻木，极端思潮走向边缘。第二，这一国家在国际上能理直气壮地参与世界政治与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并与其它国家讨价还价以争取好处。第三，当世界发生重大危机时，这一俱乐部中的一些主要国家就更有能力把危机转嫁给其它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