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务之急在纠偏

　　《中国民商》：对于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您提出要分“三步走”，当前亟待做并正在做的是纠偏工作。而重庆“李庄案”是纠偏工作绕不开的一个事件，您怎么看待“李庄案”？您觉得纠正司法改革的偏向问题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江平：对于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来说，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就是要纠正过去的偏向；第二步是要进一步建立、完善相应的法律和制度；第三步是进行深层的政治体制改革。

　　关于纠偏，至少要纠正三个方面的偏向：一是必须建立法院的权威，把公安机关不应有的权限还给法院；二是必须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等真正给予民众，不能随便就劳动教养、治人以罪；三是亟待纠正司法改革的偏向。

　　当前，有的司法权威已变成了政法委的权威；本来应该在《宪法》上明确规定的法院独立，变成了只能够谈法院的公正；本来《宪法》明确规定的法院，是以法律作为唯一的指导方针，现在却变成了“三个至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如何解决法院审判方面的问题，如何按照《宪法》的规定给予法院权威和独立，让法院只服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已成为当务之急。

　　重庆“李庄案”是纠偏工作绕不开的一个事件。在这个案件中，公安机关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法院则完全处于陪衬的地位，这对律师行业以及辩护权的冲击很大。其实，不仅在重庆，可以说在其他地方也普遍存在着公安机关伪造证据、入人以罪的现象。我们应该牢记斯大林破坏法治的教训，尽快纠正这方面的错误，否则，则是国家的不幸，也是国家法治的不幸。

　　在纠正偏差的同时，对于群众急切要求，而且争议不大的法律和制度要尽快加以完善。比如，现阶段至少应该建立健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取消劳动教养制度，完善财政预算公开制度和选举制度。

　　政改是前提条件

　　《中国民商》：目前在社会主义国家“宪政”处于什么地位？您如何看待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应该如何处理党与法的关系？

　　江平：法治离不开政治，一个国家的法治能够兴旺，就必须理顺政治关系和党政职能。政治关系和党政职能没有理顺，法治是没有前途的。

　　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党政不分，党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中都起到了绝对关键的作用。所以中国真正转向法治的一个前提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有真正完善了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才有可能真正走向法治国家，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才能真正起到它的作用。

　　中国的执政党显然已经意识到推动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中共十八大报告用很大的篇幅阐述，“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久前，李克强副总理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也强调，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这些表明，执政党将继续进一步推动包括政改在内的全方位改革。

　　深层的政治体制改革至少要包括党政分开、言论、出版、结社、新闻自由等问题，目前仍然存有不少争论，而且讨论的时机还不太成熟。因为要实现深层次的制度改革，需要新领导班子在政治局常委里面建立了良好的政治和组织环境，才可以实现。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推进，核心在于党政职能要明确划分，不能以党代政、以党代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两个路径可走：第一条路径是从最容易的着手，即群众最关切的入手。按这条路径，要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决算公开，以及加强公民的知情权等；第二条路径则是从最关键的问题入手，其中党政分开则最为关键。

　　但是，目前政治体制改革步伐不能够要求太快，因为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改革开始步伐慢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怕慢就怕不干，必须稳步地向前推进才行。

　　要更多保护私权

　　《中国民商》：目前我国公权和私权处于什么状态？为什么说私法要比公法重要？又该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江平：总体来说，近年来我国私权正处于一个上升的时期。尤其是在2007 年《物权法》通过实施之后，民众对私权出现了回归、觉醒。比如在拆迁问题上，现在老百姓之所以能站出来保卫自己的私权，跟《物权法》的通过有很大的关系。

　　近三十年来，我们通过制定《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等法律，以及制定《依法行政纲要》等约束公权，有效地解决了公权对私权的侵犯，这是值得肯定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过去，公权无限制地来干预私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厉害的时候包括吃饭都由国家来管、结婚还要国家批准。现在，我们提出的大社会、小政府，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让属于社会的这部分恢复到它本来的面貌。

　　也许当前在某一段时间里，人们会感觉到公权比私权扩大得更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因为中国向来是公权过大、私权过小，中国法治理念一直是强调公权为主，或者说中国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公权为核心，私权围绕着公权在转；二是国家在市场领域里的干预作用，导致了公权力的扩大。

　　特别要警惕的是，2008 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因为有强大的国家干预，中国遇到的困难要少一些，政府不仅没有很好地认识到“中国模式”的问题所在，有时候甚至过分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有意无意地扩大了公权力的作用，这是危险的。

　　应该说，私法要比公法更为重要。国家的富强是建立在私人财产得到保障的前提之下的，这是一个国家强盛的重要基石。在处理公权和私权之间的关系上，我们还应该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即公权不能滥用，私权也不能滥用。公权滥用，会造成私权得不到保障。私权滥用也不行，比如拆迁问题不考虑公共利益怎么行呢？

　　但中国的现实是，私权受到公权侵犯的情况更多，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要更多地保护私权，特别是要防止私权受到公权的侵犯。与此同时，要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是法治的基本要义。

　　对于市场而言，国家应该尽量少干预，给予市场主体以自由，让市场自己来解决问题，就像我们的《行政许可法》里面的精神，能够由当事人自己解决的问题，尽量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当事人自己不能解决的由社会来解决，只有当事人自己和社会都没有能力解决时，国家政府才来干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