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3月5日讯 今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学者郑永年的署名文章，题为《如何建设中国大社会？》。文章摘录如下：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实现政府向社会分权，在建设“大社会”和“强社会”的同时，也建设一个“好社会”。实现这些目标至少有三方面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内容，一是培植新的社会组织，二是改革现存社会组织，三是实现社会对政府事务的参与。

　　首先，需要培植新社会组织。很多地方在作培植新社会组织方面的改革实践。但各地进展不一，其中北京、上海和广东走在全国的前列。尤其是广东在各方面做了非常有益的尝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为了培植新社会组织，广东省率先简化了社会组织登记条例，并且采取了很多举措来实现赋权社会的目标，例如政府向社会组织提供活动场所、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收购社会（组织）服务等等。广东的大部制改革的正在进行的一步，就是政府向社会下放行政审批等权力。

　　不过，现实地说，如果社会没有空间来组织自己，就会很难承担由政府下放的权力。这就首先要求给予社会自我组织的权利。只有有了自我组织的权利之后，社会才能发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不仅要向社会下放权力，而且更要花大力气来培植社会组织。政府向社会下放权力，不是说政府完全可以不管社会了。向社会分权只是政府转型，即从控制和直接管理，转型成为规制型政府的重要一环。

　　应当意识到是，赋权社会并不只是简单地分权给社会，更重要的是要培植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力量的产生和发展需要时间，政府要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至少在初期。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如果政府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和力量的产生和发展，就会有助于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建立一个良性关系，也就是说政府和社会组织结成伙伴关系。

　　今天，在很多国家，无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越来越呈现出各种不同形式的紧张关系，甚至对立和敌视的局面。中国可以从其他成功的国家学到重要的经验教训，避免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如果要达到这一目标，政府必须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的培植。广东的做法就是，不仅让渡更多空间给社会，而且积极参与社会组织的形成和培植。从长远来看，这种实践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其次，改革传统社会组织。同样，也不应该忘记改革现有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现存社会组织实际上是很强大的，主要包括共青团、妇联和工会等。在建国初期，这些组织在支持政府、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国家建设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现在，其他社会力量已经崛起，这些传统社会组织也面临改革的压力。很显然，这些组织必须转型。它们要成为真正能够沟通执政党及其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中介组织，而不是简单地依附于前者。

　　也就是说，它们至少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在社会，一条腿在政府，是一种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平衡力量。传统上，它们光依赖政府，和社会无关。但如果改革后它们光代表 或者依赖社会，就会和新产生的其他社会组织没有什么差别。这些传统社会组织的改革目标应当是成为“中介”，即连接政府和它们所代表的社会组织。例如，工会在劳、资、政三方谈判过程中，不仅要代表工人的利益，也要考量到社会的整体利益（这也是政府所应当考量的）。这些方面，广东和北京的改革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可以加以总结，一方面可以深化那里的改革，另一方面也可以向其他地方推广它们的经验。

　　其三，社会的政治参与。建设大社会和强社会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实现社会对政治的参与。社会管理要改变自上而下的思路，要强化社会对政治过程的参与。传统的“维稳”思路已经证明为走不通，因为它制造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基于暴力之上的社会管理不可持续，政府和人民陷入恶性互动，最终会造成弱政府、弱社会的局面。实际上，中国并不是一定要走上这样一条道路的，其它更有效、更符合人性的途径也是存在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