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后，执政党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抓经济工作，去（毛泽东）意识形态化成为必然。这并不是说执政党不需要意识形态了，而只是在当时旧的意识形态有效地阻碍着改革开放，那么只好不再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即采用实用主义的做法。现在看来，当时存在的另外一种更有效的做法是，并不否认毛泽东意识形态的历史作用，而是强调其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当国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执政党就必须塑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如果能够这样做，就既不会否定意识形态的历史延续性，也可以有足够的空间来促成新意识形态的塑造。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改革者可能面对来自内部和社会强大的政治阻力，而不能放弃旧意识形态。

　　不能放弃旧的意识形态表明新的意识形态创造没有空间。因此，执政党只好放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这就直接导致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快速衰落。物质主义或者说GDP主义是指导执政党行为的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一个利益主导的政党和一个利益主导的社会已经使得旧意识形态和中国政治、社会生活完全不相关了。与现实生活不相关，这应当是每一个意识形态的噩梦。

　　尽管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但从形式上说，旧的意识形态还是存在着。从政治条件来看，也没有政治人物可以宣布放弃这种意识形态。要把一种以革命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转型成为一种以建设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其可能性也并不大。怎么办？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可以考量先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放在一边，而注重于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在任何社会，尽管各政党具有自身的意识形态，但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如果政党意识形态越靠近国家意识形态，那么政党意识形态就越具有生命力。反之，如果政党意识形态离国家意识形态越远，就越不被人民所接受，就越没有生命力。中共是一党执政，更需要政党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但应当明确的是，不是强迫社会接受国家意识形态，而是执政党主动靠向国家意识形态。前者会导致执政党和社会的对抗关系，而后者则走向执政党和社会的一致性。这方面，中国数千年的王权传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数千年王权没有中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拥有一种统治者和老百姓都接受的国家意识形态。尽管每次革命造成改朝换代，但国家意识形态从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统治者越接受国家意识形态，其合法性就越高，统治寿命就越长。中国传统国家意识形态核心是儒家。儒家产生之后首先为社会所接受，然后再被转型成为王权和社会同时接受的国家意识形态。儒家本来就出自民间，是民间思想，它所谈论的大都是社会都能了解和实践的东西（这点和西方的《圣经》类似）。统治者后来接受儒家，并把它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

　　在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中，儒家的很多方面也被程式化或程序化，无论是皇帝还是士大夫都要遵循这些儒家仪式。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认同的不仅仅是皇帝个人（或者作为个体的士大夫），而且更是那些皇帝（士大夫）必须遵循的仪式和程式。通过这种国家意识形态，皇帝和皇帝的位置统一起来了。国家意识形态因此就演变成王权最有效的软力量。

　　今天的中国，在意识形态真空的状况下，就必须首先要造就一种全国人民（各阶层、各种族等）都能认同的国家意识形态。这样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必须是中国的核心价值和共享价值的有机结合。作为一种文明，中国文化有其独特性，有其独特的价值。同时，作为人类的一部分，作为全球共同体的一部分，中国也存在着和其他国家能够共享的共享价值。近年来中国社会所讨论的“普世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假命题，因为任何一种文明都是核心价值和共享价值的结合，就是特殊性和一般性的结合。把西方文明视为是普世价值当然有问题，但排斥西方价值也有问题。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很多价值例如理性主义等已经融合了中国等东方价值。

　　先塑造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然后，执政党再主动改造自己的意识形态，努力向国家意识形态靠近。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越接近国家意识形态，执政党的合法性就越会高，最理想的就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两者的重合。

　　简单地说，要长期执政，执政党就必须超越自己的利益。在一些方面，中共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在思想意识上，执政党开始强调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代表。在实践上，执政党也已经有了“利益代表”的概念。执政党作为一个政治过程也越来越开放，开始接受和容纳不同社会力量。但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层面的变化，所有这些零零星星的变化不足以导致执政党根本性的转型，从而也难以避免因为社会和经济的深刻变化所带来的合法性危机。在其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上，执政党的下一个最重大的挑战是能否成功塑造一个国家意识形态。毋容置疑，一个能够以国家利益和中国文明利益为重的政党会是一个强大的政党。所谓的“中国梦”就隐含在这个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