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安会的经验与启示
从以上简要的梳理可以看出，美国国安会的发展和运作具有较强的个人色彩。每任总统上任都会根据个人工作方式偏好，来界定国安会在国家安全决策过程中的角色。从杜鲁门到奥巴马，历任总统都会根据自己的工作方式需要，对国安会进行调整。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是总统任命的，不但人员更迭会对国安会产生影响，而且国安事务顾问本身的工作偏好和观念都会影响到国安会的运作。
危机是国安会设立的推动力，也正是在一次次危机中，国安会的价值被执政者重新发现，从而在一次次被边缘化之后，再次跻身于国家安全决策进程。
国安会6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既有被忽视的低谷阶段，也有发挥主导作用的巅峰时期。国安会设立的初衷是为了让整个国家安全决策实现机制化和政策整合，这样不但有利于制定可持续性的宏观发展战略，而且有助于应对突发性的安全危机。因此从国家安全决策的角度考量，上述两种极端的发展阶段都不足以完成其应有的使命。
杜鲁门执政初期的弃置不用，使国安会处于完全边缘化境地，不能发挥其职能。而尼克松时期，基辛格将国安会推向了巅峰，但是也容易遮蔽其他机构的情报数据和政策建议，国安会只是国家安全领域决策机构中的一环，因此，尽管这一时期的国安会在提供政策建议方面走上前台，但是却没有完成更为重要的整合使命。实际上，恰恰是在其平稳发展的阶段，国安会不但实现了其机构的合理设置，在完成某些调整和使命的同时，也提升了机构的地位。这就是说，中国的国安会从设立之始就应明确定位，避免职责上的交叉与冲突。
另外，随着安全威胁的来源发生改变，国安会的组织结构和政策分析领域也在逐步扩展之中。从最初的三军部长等成员到今日的几乎覆盖所有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机构，国安会的职能在逐渐强化之中。但总体而言，美国国安会更多地关乎对外事务，而非对内，主要是收集来自国外情报站点的信息，进行甄别汇总，提交战略和政策分析报告。另外，在各个决策机构之间协调沟通，使总统能够高效地利用整个决策体系。这同样对中国外交体系的决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大安全、大战略的中国呼唤
中国设立国安会虽然比其他国家晚，但是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避免弯路。在安全问题上，中国有自己的选题和应对思路。
对中国来说，国安会首先是作为世界性大国的需要。随着国安会的设立，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每天阅读的第一份简报或汇报或许就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或“秘书长”亲自送来的全球资讯，这将为中国在世界外交、经济舞台的话语权及深度参与、介入赢得时间，更有利于各部门的协调行动。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不能没有世界眼光。在安全领域空间变化和拓展的情况下，中国对全球事务的参与正日益变得不可或缺。在全球化时代，对付那些来自外部的威胁—金融、信息、海盗、海上恐怖主义等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既是国内问题，也是国际问题，无疑应当有一个长时段的应对战略和具体的政策选项；临时随机确立对策，很有可能会在仓促误判和信息不充足的情况下酿成外交危机。国安会为这种准备，提供了机制化运作与快速反应的可能。这是一种大安全观的需要。
国安会的设立还能弥补中国外交部权限与职能的不足。中国外交在国内严格意义上是“九龙治水”：经贸外交属中国商务部；政党外交属中联部……中国的外交部只是中国对外交往中一个事务性机构，严格意义上说并没有真正的外交决策权，更无法与美国的国务院相提并论—美国国务卿在内阁中地位仅次于总统，财政、国防等部长排名都在其后。美国国务卿在历史上冲冠一怒，美国大兵就马上到了。美国外交与国防之间的配合娴熟，胡萝卜与大棒的交替使用，实现美国安全与利益最大化，这与美国国务卿的地位，以及国务卿与美国国安会的协调密切相关。
另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和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每年前往海外经商、旅游、留学、探亲、务工等跨国活动的人员迅速增长。2012年，中国公民出境总数已达近8000余万人次，跨国活动地域更加广泛，目的更加多元。但同时，全球化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中国公民面临的海外安全风险地理范围的不断扩大，类别逐渐增多，对中国国民海外安全与国家利益均构成了严峻挑战。
在杨洁篪任中国外长期间，中国的领事保护取得跨越式发展—仅2011年，利比亚战争、日本大地震、湄公河船员遇害等一系列突发事件后，我国成功而迅速地完成了一次次撤侨任务。
王毅履新后不久，更着手筹建领事保护全球呼叫中心，一旦建成，世界任一角落的同胞都能第一时间与祖国、与家人取得联系。领事保护是以外交部为中心，但需要商务部、交通运输部、民航总局、军方以及有关地方政府等诸多部门积极配合的“大领事”工作机制。这明显也是未来中国国安会的日益重要的职能。
当然，中国成立国安会也要坚决抵制使其成为“超级维稳委员会”的诱惑。这也是美国国安会对中国最重要的经验与启示。中国成立国安会，主要是中国“大安全观”的需要，是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参与、影响进而主导世界性事务的需要，是保护大国民的需要，是中国崛起、中国对外大战略起步与运作的需要。（作者是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