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我们以高昂的生命和财富代价，打了两场战争，现在美国正将注意力转向亚太地区的巨大潜力。
——美国总统巴拉克 奥巴马，2011年
2011年11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议会宣布，他已经作出了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决定——作为一个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美国将通过坚持核心原则和与我们的盟国及朋友紧密合作，在塑造这一地区及其未来中发挥更大的长期作用”；该地区是美国安全政策的“重中之重”；并且美国会“留在这里”。
就在同一个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America’s Pacific Century），她在文中写道：
过去十年间，我们将巨大的资源分配到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两个战场上。未来十年，我们必须要灵活、系统的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以便我们能够处于最有利的位置，从而维持我们的领导地位，确保我们的利益，并推广我们的价值观。因此，未来十年，美国治国方略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将是锁定亚太地区大幅增加的投入——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
在这些言论发表后不久，时任美国空军参谋长（USAF chief of staff, CSAF）的诺顿 A 施瓦茨（Norton A. Schwartz）空军上将，呼应美国总统承认该地区对美国国家安全重要性的声明，指示美国空军研究所（Air Force Research Institute, AFRI）承担一项长达一年的研究，该研究集中在一直到2020年，空中力量将在实现国家亚太地区目标中发挥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从某种意义上说，空中力量具有包容性，它并不完全是某一特定军种，而且包含了空中、太空和网络力量。
美国空军研究所的团队以思考米歇尔 弗卢努瓦（Michèle Flournoy）和肖恩 布里姆利（Shawn Brimley）发表在《联合部队季刊》（Joint Force Quarterly）上关于战略规划和国家安全的想法开始了其研究。弗卢努瓦和布里姆利曾经断言，美国“缺少一种顾及国际安全环境，以及自身应对未来挑战和利用未来机遇的能力特性的跨机构的全面方法。”为了制定全面的国家战略，他们在提出了一种结构化的方法过程，呼吁建立新的“日光浴室工程”（Solarium Project），这一灵感来自美国总统德怀特 D 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在白宫的日光浴室进行的讨论，此次讨论产生了用来对付前苏联的冷战遏制政策。由于美国已经开始了一次重大的政策转变——就像1952年那样——美国空军研究所认为，弗卢努瓦和布里姆利提出的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方法步骤，适用于确保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我们采用了设定三种情况的做法，开始了此次研究，很像1953年的日光浴室工程：最好的情况，最坏的情况以及最有可能的情况。此外，这个研究小组利用外交、信息、军事与经济（diplomacy, information, military, and economic, DIME）构想作为探索一系列潜在解决方案的框架。此次研究以2010年5月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国家军事战略》（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以及2012年1月的白宫文件《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的国防优先事项》（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US 21st Century Defense）为基础，它们作为规定美国的长久国家利益和假设的概念化文件。这项研究并不是要详细地预测未来，而是要预测2012年以后的实际概况，然后试图确定哪些建议为美国空军提供了最大的成功机会。考虑到在这些极端情况间最有可能发生哪些事情，这三种情况产生了一系列未来事件。因此，这三种情况——最好、最坏以及最有可能的情况——建立了进行分析并确定建议的构想。最好的情况是，这个地区的国家都遵守国际协定和法律规则。尽管冲突依然存在，但是没有出现直接军事参与。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继续和平崛起，更加完全地融入全球经济秩序。最坏的情况是，经济争端伴随着军事冲突，自由公开地进入重要的交通线处于危险境地，保护性关税限制贸易。美国和这三个崛起中大国中的一个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概率很低，但它也可能同一个较小的国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潜在的冲突涉及到美国驻军。最有可能的情况下，这一地区内自然资源的竞争激烈，“展示武力”被用来获取政治利益——但是没有导致国家间战争的敌对侵略性行动。国际规范提供了地区性的指导，并且武器采购继续以“军备控制”，而不是以“军备竞赛”的方式进行。每种情况都要求美国空军准备好满足国家安全的需要。各种情况间的差异决定了，美国空军通过哪些方式需要哪些特定的职能。
这三种情况及其支持文件规定了进行分析的必要基本要素，并引出了基于外交、信息、军事与经济的方法建议。以下是简要的分析和建议。
美国空军研究所的研究确定了对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几项突出因素。第一项是该地区的经济动态。到2020年，亚太地区的六个最大的经济体——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中华人民共和国、韩国以及美国——进出口总额都将占到世界经济进出口总额的30％左右。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整合，已经形成了“区域化经济”，而且这种趋势还将继续到2020年。澳大利亚是一个安全和经济相互联系日益复杂的例子。2010年，中国的市场份额占到澳大利亚双边贸易的22.5％。到2020年，预计该数值要高出一倍以上，可能会达到48.7％。尽管澳大利亚经济上依赖中国，但是该国一直是美国最值得信赖的朋友之一，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作为美国的盟友参与了每一次重大战争。
第二项因素是，亚太地区国家更加热衷于双边协议，而不是多边协议，特别是在与美国打交道时。这是该地区国家已经并将继续采用对冲策略的征兆。无论是由于最近的历史、地理环境、古老过去的影响，还是由于缺少实质性的能力，这一地区的许多国家都选择双边途径，不喜欢参与未来的任何霸权斗争。
第三项因素是，不管有关美国和中国间即将出现霸权冲突的可怕警告如何，中国和美国都在参加同一个游戏——经济博弈。像其他每个国家一样，中国也希望实现繁荣。不同于冷战时期反映不同经济制度的意识形态冲突，美国和中国都正在资本系统内运作。政府结构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获得力量的目标是一样的：获取反映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财富。因此，不同于冷战时代——铁幕每侧的部队通过共同的意识形态、经济制度以及安全协议团结在一起——从今天一直到2020年，环境要复杂得多。
幸运的是，我们有一次稍纵即逝的好机会，利用这次机会不仅有助于为推进美国利益而塑造亚太地区环境，而且还可以以所有亚太地区国家互惠互利的方式行事。不像1953年，当时美国面临一个公开敌意的对手，现在亚太地区的国家不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不同于冷战时代相互确保摧毁的阴影笼罩着对抗的双方，现在有时间发展解决潜在冲突的可行机制。虽然承认各个国家注重自己的利益，但是我们建议美国奉行“过渡性参与”的策略，或者说，根据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结构性转变造成的不确定性预定的行动方针。过渡性参与利用上述因素，创建新兴区域化经济基础上的国际制度。反过来，这种结构可以适度调整各个国家的行为。规范、原则和决策程序服从物质利益，服务于非正式改变的行为和关系。这种做法同冷战遏制战略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前六强经济体日益整合——从而带动其较小的邻国进一步融入该地区——在这一相同的经济系统下，每个国家都从繁荣中获得既得利益。利用每个国家的自身经济利益，美国有机会建立一些非正式接触——而不是多边协议——这里的“目标是寻求以稳定和互利的方式来构建他们之间的关系。”美国领导人必须明白，“放之四海皆准”的战略方针是不太可能的发挥作用的。他们必定不排除在适当的时候使用正式的区域多边协定，如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等。
国家的过渡性参与“大战略”为各军种履行其确保国家安全的职能提供了总体框架。具体到美国空军而言，这意味着利用动能和非动能打击的能力。它必须保持令人信服的核武器和常规能力，足以保护和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亚太地区的盟友必须认为这些能力足够形成保护它们的威慑。这通过避免核扩散或者新军备竞赛的立场，促进了该地区稳定。此外，因为不在存在迫在眉睫的军事行动威胁，这使所有国家避免作战。美国空军研究所提出的战略是整个亚太地区各个层次的参与，但首要前提是美国国家力量的地位。以实力为基础，其他方法才成为可能。随着整个亚太地区网络空间和太空能力的重要性继续加强——显然是美国空军担心的，美国空军必须致力于获得并保持在这些领域的优势，非常像其在今天的空中优势方面所做的那样。
美国空军现有的其他能力支持过渡性参与。通过合作关系建设和合作伙伴能力建设（building partnership capacity, BPC），它可以在支持过渡性参与战略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国空军将合作伙伴能力建设定义为，“美国空军人员与国际上的空军人员及其他有关各方相互作用，以发展、引导和维持互惠互利和安全关系。……，这既包括国外的合作伙伴，又包括国内的合作伙伴，并强调同外国政府、军队和人民以及美国政府部门、机构、行业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就其定义而言，美国空军在合作伙伴能力建设中的作用，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是建立国际制度必不可少的。即使是最简单、最便宜的合作伙伴能力建设措施，也可以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例如，军事教育交流只是这种参与的一个方面，“借此各个国采取新的规范和制度”，并“随着时间的推移，紧密的社会互动增进信任和身份融合模式”。美国空军现有各种重要的能力，但缺少一种连续一致的方法。由于众多组织有合作伙伴能力建设方面的某些任务，美国空军发出了拒绝飞机销售，而在同一时间试图获得新基地进驻权等混合信息。
推动合作伙伴能力建设的一个例子是，提供和分享情报、监视与侦察（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ISR）能力。因为亚太地区幅员辽阔，再加上该地区内部或者从该地区出发的货物运输要跨越数千英里难以预测，又经常充满暴力的海洋区域，所以这里的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非常重要。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将在确保交通线——包括海上、空中和网络——保持对商业开放和思想自由流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利用自身的能力，美国空军可以帮助建立制式专业军事资产使用规范，这些资产被看成是维护海上和其他领域法规和秩序的积极保证。就实现态势感知而言，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同确定行动目的一样重要。像在冷战期间那样，最大的危险是不直接对抗，而是可能会导致军事行动不断升级的误判。资源纠纷往往体现为领土问题，可能会在不经意间使该地区陷入冲突。利用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实现态势感知，有助于在形势变得过于不稳定前平息危机。
美国空军有一次独特的机会，来支持奥巴马总统的同亚太地区国家交战的设想。然而，这将涉及到传统的角色任务组合以及较新的角色任务组合；这两种组合都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可以肯定的是，这将会包含威慑这样的传统角色，同时随着较新的，但也许更重要的如建设合作关系的角色。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最近在其审议听证会期间重申了所谓的“支点”：“随着我们摆脱这场长达十年的战争，在我们展望未来的威胁和挑战时，我们必须扩展我们国家海外焦点，……，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防部正在向亚太地区重新平衡资源的原因。”美国空军可以成为实现这一愿景的排头兵，其职能包括全球警戒，全球到达和全球力量。这代表了美国必须具有的最好能力。通过率先建立有助于从亚区动态发展中整理出秩序的机构，以及承担起过渡性领导者的责任，美国空军在实现这种“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中发挥关键作用。 知远/杜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