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从经贸角度看，此前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顺风顺水”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了升级合作模式、打造新经贸关系的阶段。这个过程将充满博弈，不仅仅是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也涉及到对东南亚关注力度越来越大的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在安全领域，尽管南海问题升温的原因复杂，但围绕这一问题的外交交锋，也凸显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经贸上“双赢”，但互信上依然“赤字”的现状。马来西亚东盟问题专家胡禄铭博士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说：“不仅仅是经贸领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整体上都处在需要升级的关口。”他分析说，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在处理大国关系上会选择“对冲”战略，即在利益追求上做差异化的投入，不会把利益寄托在某一个大国上，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将日益呈现动态博弈的局面。
内部协调与“大国平衡”
东盟奉行不干涉成员国内部事务和协商一致的原则，长期以来这种“东盟方式”给外界造成该联盟“弱制度”的印象。德国国际问题学者尤尔根·鲁兰在分析东盟制度化水平时称，“虽然东盟宪章声称通过把该组织转变成一个合法实体和以规章为基础的组织，以激励东盟的制度化，但不干涉仍然是其核心规范。必要的主权牺牲仍是大部分东盟成员国十分排斥的。由于组织内部的不均匀性，形成的决定将继续反映成员国最小的共性，并常常只是原则上的折中妥协。”鲁兰的分析针对的是东盟内部，即成员国不愿意通过让渡主权来推进东盟的制度化，但把这一分析放在南海问题的背景下，可以看出东盟的某些微妙变化。
去年7月的东盟系列外长会上，轮值主席国柬埔寨与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东盟成立45年来首次没有发表会议《主席声明》。事后印尼通过频繁的穿梭外交，达成了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六点声明”，被外界称为“挽回了东盟的面子”。今年4月东盟峰会召开前，东盟轮值主席国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先后访问中国和菲律宾，其任务之一即是协调相关各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避免出现类似去年的僵局。不仅如此，文莱还把推进启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作为其东盟轮值主席国任内的“优先目标”，并为此加大了与东盟秘书长、前越南副外长黎良明之间的协调。此外，新加坡和印尼也一直在加大外交力度，促成“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的启动。
从围绕南海问题的外交行为可以看出，一方面，当对外争议引发的内部分歧明显影响东盟内部团结时，通过内部协调维护东盟立场统一的意愿会上升。在这一点上，印尼、新加坡、文莱等东盟核心成员国的表现尤为明显。另一方面，不论成员国出于何种考虑，“南海行为准则”已经从菲律宾、越南等南海声索国的诉求上升到东盟层面的诉求。也就是说，以“弱制度”为特征的东盟，开始在对外政策上追求对相关大国有实质性法律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结果如何目前还不明朗，但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统一的立场，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中国坚持双边谈判原则的诉求。当然，东盟寻求内部协调也有减小过度依赖美国、避免其深度介入南海问题的考虑。
东盟外交战略的特点是“大国平衡”，通过构建一系列以东盟为核心的多边合作框架，在引入外部势力的同时，确保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尽管菲律宾、越南表现出明显的借美国势力抗衡中国的意图，但作为缺乏经济、军事实力等战略资源的联盟，东盟并不希望东南亚地区充满权力政治。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学者苏克玛认为，中国的崛起和美国获取主导权的意图，以及这两者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有可能破坏东南亚的地区自治。他认为，任何中美战略竞争都可能分化东盟，如果那样，东盟在地区秩序上的“管理者”角色就会被边缘化，所以包括印尼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主要目标是避免权力政治回到东南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