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从组织上放弃对军队领导的直接后果是，“一个人可以拉走一支部队”，军队在国家危难关头倒戈。在1991年“8·19”事件中，以格拉乔夫司令为首的空降兵进入莫斯科，执行控制俄罗斯共和国办公大楼——白宫的任务，格拉乔夫阳奉阴违，以执行国防部命令为名，行支持民主及分裂势力之实，阵前调转枪口；以克格勃将军卡尔普欣为首的“阿尔法”行动小组，阵前拒绝执行克格勃总部下达的强攻白宫、抓捕叶利钦的命令；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先是以天气不适宜飞行为由，延迟输送空降兵的运输机起飞，后又引导机群错降机场，使空降兵无法在预定时间内集结，同时直接向叶利钦表示空军支持他。苏共、苏联政府由此失去了对国家的掌控，“8·19”事件后不到一周，苏共即土崩瓦解，同年底，苏联大厦轰然倒下。
二、苏共推行的“改革与新思维”，瓦解了党对军队领导的思想基础，致使危急关头军队无法统一决心、统一意志
在苏共的行政结构中，“总政治部是苏共中央书记处下设的一个部，具有单独的指挥链”。依靠这种独特的组织系统和指挥链，列宁的战争观、党的意识形态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传统曾经是苏军建设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是苏共统一军队意志的政治思想基石。在卫国战争莫斯科会战的紧要关头，苏军316步兵师指导员克罗奇科夫冲向敌坦克的最后一句呐喊——“俄罗斯大地辽阔，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我们的身后就是莫斯科”，迅即成为从司令员朱可夫到士兵的战斗口号，凝聚起所有会战部队的战斗意志，以至于希特勒专门下达了“把在战场上抓到的苏军政治委员统统就地枪毙”的政治命令。面对1942年春夏两季灾难般的战场形势，斯大林及最高统帅部“不准后退一步”的第227号命令，立刻统一了各级指挥员的决心和意志，使苏军在经历了斯摩棱斯克、基辅、明斯克、顿巴斯、维亚兹马等一系列战略性会战惨败后，终于顶住不倒、不散，并反败为胜。二战后，在维持雅尔塔国际格局中，苏共关于战争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主张，更是苏军军事学说、军事战略和在东欧保持庞大军事力量的政治战略依据。
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与新思维”，使军队的政治思想基础被釜底抽薪。“政治新思维”，使苏共失去了在军队意识形态领域上的主导权，军队中“非政治化”、“国家化”思潮泛滥。苏联各种舆论媒体对国家政治制度的攻击和对历史的自我否定、自我丑化，一方面从根本上动摇了广大官兵的理想信念，另一方面在军队内部造成了深度的思想和组织分裂，赞成改革与反对改革、积极参加与消极厌恶政治活动的将校级军官之间形如冰火、严重对立。“外交和军事新思维”，使驻东欧和蒙古的“数百万军人及其家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如同溃逃一样抛家弃业，丢弃装备、靶场、机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房屋和设施撤军回国，驻扎在野外空地、帐篷或者借居在别人家中”。“迫不及待地单方面裁军与投降般地削减战略核武器、中短程导弹，使军队瞬间产生了大量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预案的工作任务和海量般的问题”，“荣誉感、自信心和尊严丧失殆尽，苏军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整体政治力量不复存在”。（［俄］根纳季·亚纳耶夫：《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与苏共主动放弃军队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各种反对派、民主派加紧拉拢与扶持军中亲己势力。叶利钦专门授意和安排自己的助手尤里·斯科科夫与军方、特别是空降兵多接触、保持联系。1991年2月，叶利钦专程到图拉空降师观看演习和慰问。在听取部队急需解决困难问题的汇报后，他在队前讲话中说：“一旦我当选俄罗斯总统，将给图拉空降团军官和士官增添五百套寓所。”午餐时，叶利钦问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如果突然出现某种特别状况，合法选出的俄总统遇到危险、叛乱，是否可以依靠军人、依靠你呢？”格拉乔夫回答：“是的，可以！”（［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1991年3月，苏联就是否保留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举行全民公决，国防部长亚佐夫严肃地对媒体讲：“苏联其他东西还可以分，但军队、核盾牌决不许瓜分，这是不可思议的”。“张三、李四、叶利钦都可以当总统，但国家不能变，军队是不可分裂的”，“苏联武装力量是社会团结、政治稳定的极为重要的因素”。（肖枫：《苏联解体我的解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页）他可能没有认识到，苏共及其军队政治思想上的解体，已经彻底动摇了官兵的理想信念，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国家实体的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