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图为邓小平（左）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中心观看表演时与美国总统卡特一起向观众致意。
毫无疑问，美国的影响力与它的富裕密不可分。它在19世纪70年代初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经济实力本身不是权力之源；它必须被合理利用。19世纪晚期，美国甚至缺乏国民经济的最基本机制。它是世界经济的边缘一员，关税高得吓人，对国际金本位的贯彻也并不可靠。美联储直到1913年才成立。只是欧洲力量的自戕——一战的巨大财政成本和血腥战争之后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才为美国树立领导地位敞开了大门。
这便是当前中国崛起与昔日美国崛起的差异。美国崛起的背景是一场全面战争，它耗尽了欧洲的军事力量，为美国确立其工业和财政力量提供了完美的条件。1916年索姆河战役所消耗的炮弹中，三分之二由美国和加拿大制造并捐赠。当战争对一切传统上的合法性标准打上问号时，美国提出了民主制领导的主张。不然，身为保守派南方人、《吉姆 克劳法》（1876-1965年期间美国部分州实施的种族隔离法）忠实支持者的总统威尔逊后来被视为全球进步主义的大救星，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
但中国没有这样的机会。它的相对财政和经济实力远不及20世纪初的美国。主要的地区大国并不急于与它结盟。中国政府是否准备宣布开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征程？肯定不会。
无论如何，试图进行此类简单的历史类比并非对当今时代认知挑战的正确表述。当我们不祥地宣称历史“重启”和“地缘政治回归”之时，不可将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与“历史重演”的主张混淆。
毋庸置疑，中国复兴至少将是21世纪初期的关键大事。但美国获得权力之路表明，经济、政治和战略影响力之间存在复杂关系。此外，美国崛起的独特条件——震撼了欧亚大陆的两次世界大战——很难在现时重演。
经济史的一条细线或许能从19世纪的英国贯穿到20世纪的美国和21世纪的中国，但地缘政治的长绳却是由更为粗糙的麻线织成。一个世纪前，一战为华盛顿创设了世界诸强之巅的全新地位，美国在二战和冷战中的领导角色更是巩固了这一地位。
当代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远没有彼时那般难以收拾。设想中国的崛起会沿循美国当时的历史轨迹，不仅无助于正确理解局势，反而会激起不必要的对抗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