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优秀的高等教育机构、风险投资机构，以及允许失败后获得第二次机会的法律体制。与邻国的友好关系使我们能够重点考虑针对更远地方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像大多数国家必须做的那样，关注边境问题。
在当今时代，其他主要大国——中国、俄罗斯、欧洲、日本及印度——中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冒险挑战美国的领先地位。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至少是中国的6倍，美国在国防方面的投资高于排在美国后面的10个国家的投资总额。
此外，很多可能成为未来竞争对手的国家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进入美国市场、获得美国技术、商品及服务的机会。它们不见得总能认同美国，但也不认为美国是一个绝对敌对的国家，或者是阻止它们完成核心目标的障碍。这些国家通常全心关注并受制于国内的经济、社会及政治问题。
中国是人们最常提到的潜在威胁。但是，经济增速放缓、腐败无所不在、普遍的环境恶化、人口老龄化及头重脚轻的政治体系都对中国形成了制约。中国和其他主要国家更倾向于融入当前的国际秩序或其类似体系，而不是去推翻这种秩序。他们对融合而非革命更感兴趣。
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这种情况而自鸣得意，也不能因为自己的领先地位而为所欲为。喘息从定义上看就是暂时性的——暂时偏离历史进程，而不是历史的终点。它使我们得以转移重心，而非撤离历史舞台。
在海外，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放在美国拥有最大利益以及我们目前所有的政治工具——军队、援助、贸易和外交——能够获得最多好处的地方。这意味着要减少如2003年入侵伊拉克和2009年袭击阿富汗之类的主动选择性战争和重塑社会的大规模行动。
它也意味着不能对叙利亚目前的内战进行直接武装干涉。对于伊朗，我们要强调外交、制裁和其他手段，而不是用武力来劝阻它跨越核武器门槛。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加强保持亚太地区稳定的工作。本世纪的几个大国极易在这片地区发生冲突，而美国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工具也能够很好地保证这种冲突不会发生。适当加强美国空军和海军在这个区域的力量不仅能让日本和韩国等盟友感到安心，还能含蓄地向中国和朝鲜发出警告，而且我们还能通过外交手段表明欢迎中国加入新的地区贸易协议，降低各国关系恶化的可能性。
在国内，我们还必须修复美国力量的基石。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甚至不需要更多的花费就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投资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往往较小。
美国在公民人均医疗保健上的开销几乎是其他工业国家的两倍，而且其结果也通常更糟。我们用于每名学生的教育支出也比大多数其他富裕国家要多，但却收效甚微。吸引最优秀的教师，对他们的成功予以回报，以及使家长和学生能够选择适合的学校，都能够使资源得到较好的利用。
在政府资助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促进公私合作，来重建国内经常濒临崩溃的基础设施，重新制定移民政策，使更多拥有高级和必须技能的移民能够优先获得签证和绿卡。此外，减少长期的福利项目负债，降低公债在GDP中所占比例。
这些举措再加上个人及企业税改革，就能促使美国的经济增长恢复到与二战后大部分时期相当的水平。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实行孤立主义。相反，这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崭新的大战略，它把国家安全视作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的一个变量。
有人说危机的价值很高，我们决不能浪费。喘息机会也是一样。
理查德·N·哈斯(RichardN.Haass)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也是本文的作者，他最近着有《外交政策始于国内：打理好美国内务》(ForeignPolicyBeginsatHome:TheCaseforPuttingAmerica’sHouseinOr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