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福岛核事故发生六天后，中国政府立即启动“国四条”——叫停所有新建核电项目的审批、检查核设施安全性、启动核安全规划编制并调整核电中长期规划来回应灾难。
而眼下，对冬眠已久的中国核电的复苏预期，已成业界共识。
在这个核电的春天里，中国科学院在国家战略核能利用领域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战略核能项目规划中，中科院明确指出在可控核聚变、核废料的安全处置、核燃料稳定供给、高能量密度物理等方面开展研究，为未来的核能利用积累知识、储备技术。
除了牵头组织实施国家“十二五”期间优先部署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项目（其目标是解决长期困扰人类的核废料安全处理难题）之外，中科院在“核寒冬”期间布局核能安全技术，成立核安全所，今天看来，是极具战略眼光的重要举措。
而作为仅仅成立两年的新所，核安全所已经和其他兄弟院所一起，共同成为中科院战略性科技先导专项“未来先进核裂变能——ADS嬗变系统”项目和大型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ITER）”等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的“顶梁柱”，正在努力地探索、创新，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核电！核电！
“我国是世界上少数拥有比较完整核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经过30多年发展和努力，我国核电从无到有，获得了巨大发展。”吴宜灿告诉记者，我国核工业不仅面对来自国际的强力竞争，还承担着保障国家能源需求的重任。
在他看来，我国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是刚性的，结合能源发展需求和环境压力，核能的发展是必然的。
他特别指出，发展核电是解决目前雾霾、温室效应等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
“核能属于低碳能源，一座百万千瓦电功率的核电厂和燃煤电厂相比，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00多万吨，是减排效应最大的能源之一。”对此，潘自强也持相同观点。
核工业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而在关键的技术路线选择上，吴宜灿介绍说，我国很早之前就确定了“热堆（压水堆）”→“快中子反应堆”→“聚变堆”的核电技术路线，目前来看，压水堆在较长时段内仍将是核电市场主流，但对其安全标准的要求在不断提升。
福岛事故之后，我国对核安全重视程度进一步加大，2012年经国务院批复出台“核安全规划”，强调安全是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发展的生命线，要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并将加大研究费用和人才培养投入力度。
在努力提高现有核电安全性的同时，我国也在积极开展未来先进核能的研发工作：在第四代核能系统方面，已经广泛开展了铅冷快堆、钠冷快堆、超高温气冷堆、熔盐堆、超临界水堆等研究；在先进核裂变能方面，开展加速器驱动核废料嬗变堆、钍基熔盐堆等研究；在聚变能研究方面，积极参与ITER国际合作计划和中国聚变试验堆研究。
“面对核能发展利用中必须解决的核废料问题，中科院启动了战略性先导专项，致力于发展ADS次临界嬗变系统，解决核能利用的后端问题。同时，我国积极开展未来聚变堆研究，2006年正式加入ITER装置建设，积极研发磁约束核聚变技术。”吴宜灿说。
作为中国铅基反应堆与聚变核安全研究牵头的单位，核安全所的三大战略目标是核能安全领域的“研、学、产”。目前，核安全所已在铅冷快中子反应堆、加速器驱动核废料嬗变堆、聚变包层、聚变核技术与核安全研究方面，取得良好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