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勇介绍说，90年代初，当时由总参通信部主导的全军电话网改造列入军队“八·五”计划，要求在两个五年计划内将全军的电话体制由步进制、纵横制全部升级改造为程控体制。总参通信部在深圳设立的窗口公司“深圳电器公司”于1992年引进香港鸿年公司技术，开始为军队生产按键式程控电话单机，从现在掌握资料看，这也是深圳最早一家为部队提供正式型号装备的涉军企业。
90年代中期，以巨、大、中、华(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为代表的四大国内通信企业在程控机交换机国产化上取得重大突破，军方程控交换机订货由合资企业开始向四大公司倾斜，深圳市四占其三，军方在深圳巨龙、中兴、华为的订货一年合计就达3亿多元。
军工行业的“黄金期”
这一时期，深圳的军工重点代表企业得以长足发展，主要有以军民通用的程控交换机为代表的(巨龙)、中兴、华为、(港湾)，以野战电话单机、野战程控交换机、终端设备、野战微波传输设备为代表的深圳电器公司。
从90年代末至今，每年军方订货总额均在6～7亿元左右。随着巨龙、港湾两个企业的淡出，中兴、华为现已成为我军固定有线网络交换设备的主要供货商。
这一期间，一大批民营企业，也开始以二级或三级配套的方式进入军工领域，如研祥、金信诺、亿威尔等。部分民企以及有国企背景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以其技术、服务、体制的综合优势，已成为军方的直接供货商，如国威电子、中航比特、东方红海特、国志汇富、南航电子、安托山等。
“有了这些民企参与竞争，结果就是，价格下来了，质量提高了。为了节省军费，通过招投标，建立民企引进的机制，这对我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建设和规划都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索。我几次到深圳，感觉民营经济不可小看，另外，要很好地发挥协会的作用，使协会有一个活跃、有序地发挥大家积极性的机制。”解放军总装备部综合计划部原部长阮朝阳告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北京国志汇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卫向本刊记者介绍，深圳民营企业活跃，协会就把大家整合在一起，所以才有现在的发展，“军工发达的城市，反而没有这个协会，因为没有必要，他们都是国企，各自都有自己的线，现在要建立一个通路，但通路很困难，有些企业走通了，但是不一定能够复制到其他企业，因为行业都不一样。”
军方的采购门槛
尽管深圳有了首家特种技术装备协会，民企朝军工产业的发展亦走在全国前列，但依然是一个试水摸索阶段，发展中的一些难题依然显而易见。
杨志勇介绍说，军工行业较高的准入门槛，使众多中小民营企业望而却步。以申请办理“四证”为例，即便顺利，办全“四证”最快也要3年，期间投入的设备费用、人员费用、管理费用需要近百万，在没有明确的市场预期下，企业这笔投入风险极大。
深圳众多的中小民营企业往往是以其独有的技术优势，为国内军工集团提供部件或器件，但由于缺乏军工行业背景，同时对军方市场信息的了解也处于不对称状态，长期以来大都成为十大军工集团的“技术代工者”。
在引进和留住人才方面，军工项目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研制周期长，从项目研制到形成订货，周期最短的3年，长的要5至10年。而在这整个研制周期内，要确保核心研发团队的人员稳定，对涉军企业是巨大的经济压力。现在深圳的高房价和高工资，使得深圳涉军企业在保持研发人员的稳定性上感觉难以为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