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打破平衡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继续维持效率以牺牲公平正义？肯定不行，因为时代在变化，社会评价标准和要求也在变化。就如同长期实行的工农业“剪刀差”，随着工业经济的巨大发展转而反哺农业一样。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主客观、内外在关系都有了新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选择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这一点完全可以从西方国家的发展阶段与变化规律中找到启示。
前面讲到西方世界的核心价值走了一个强调平等又放弃平等的道路，再后来又重新拾起了平等，这个过程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理论突破使然。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阐明的是西方一个普遍认知：一个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饭吃，有了饭吃后会生出许多事来。这生出来的事都属于精神领域的，平等恰是精神诉求中的重点之一。有了这样的判断，也就有了对“圈地运动”的修正，即遏制大公司扩张——分拆托拉斯、避免垄断，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悬殊不仅没高于我们，反而远低于我们的重要原因。
既然资本主义国家反其道而行之，以追求平等起家的社会主义中国没有理由不重建平等，特别是在吃饭已经不是主要问题的情况下。到这里就有一个建设何种平等的问题。很显然，我们今天建设的决非改革开放前的那种平等，而是利益分割至和谐有序与动态化平衡基础上的平等。当大众不再往一条道上挤，即不再是千军万马挤官道，还有创造财富的商道，创造科学文化的学道供大家自由选择，并且这种选择完全由兴趣爱好所决定。到那时，中国就进入了理想的平等状态。
为什么确立这样一个标准或形态？有政治信仰的考量，也就是“没有剥削和压迫”、“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就是一个最讲平等的社会形态。也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毕竟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就包括“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还有就是改善党的执政基础，推动社会和谐的要求。前两点不难理解，后一点需要解释。今天，我国经济转型主要解决发展不平衡和效益不高的问题，而这些背后都受制于科技和文化原创能力不足，导致原创能力不足的原因，过去是经费不足，在中国科技文化投入已居世界前列的今天，主要原因已经转向利益驱动。因为官道利益太过丰厚，尤其“官本位”的文化观念，几乎把所有优秀者都吸引过来。环顾世界，很难见到哪个国家的人们如此推崇当官。所以，要创造就需要优秀人才，而把优秀人才从官道上分流，需要在利益分配上下功夫，真正形成“从政、从商、从文”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当三者社会地位和价值实现不分伯仲之时，社会平等便会成为现实。
推进社会公平的突破口在哪里
首先，实现执政理念的突破。很长时间里，我们认为发展经济，提供更多物质财富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这样的观念和想法在特定阶段是正确的，但吃饭问题得到解决后仍然坚持这样的观念就很落伍，且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通过满足人的无限财富欲望达成社会平衡。从执政的角度讲，封建王朝“存天理，灭人欲”，以缩小欲望来实现满足同样不足取，但过度调动和激发人们的财富欲望却是最危险的。再伟大的政党，再强有力的政府都不可能满足人的无度欲望。尤其是，中国有了数十年的飞速发展，但高投入低产出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在经济没有真正实现转型前，我们不敢言经济继续保持同样的速度。以往我们存在较大的失误，致使矛盾和问题大量积累和拖延，某种意义上来说，以往是靠透支发展潜力而获得社会稳定。新一届领导集体显然没有可透支的资本。在人民群众的欲望或期望值被过度激发的情况下，如果经济增长停滞或下降，将会破坏由反腐和转变作风形成的良好局面，甚至因怨气而瓦解党的执政基础。所以，通过提升精神需要来平衡物质欲望，已成为我们的不二之选。
其次，实现党风的重大突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在改善党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这个成效主要是源于两个方面的努力：惩治腐败和转变工作作风。历史早就证明，官员比奢之日即为执政危机之时。目前全国最豪华的楼房多为政府办公大楼，豪车多由官员乘坐，豪宴多由官员品尝，这已极大地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同时直接扭曲官员的人文心理。有哪些措施可以强化效果？一是把官车标准真正降下来；二是鼓励政府部门搬出豪华办公楼，实行官衙与群众活动中心等公共场所置换；三是彻底取消公款招待。西方人早就这样做了，且并非做不到。倘真如此，人才必出现分流，民众失衡的心态因此修复，社会将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境界。
再次，实现民族人文品质的跃升。据市场咨询公司益普索对20个国家进行问卷调查，受访的71%的中国人以自己拥有的物化东西作为衡量个人成功的指标，比排名第二的印度高13个百分点，而全球平均值为34%。68%的中国人表示，“我对于成功和赚钱有很大压力”，该问题的全球平均值为46%。益普索公司分析认为，不少中国人将个人所有物等同于成功的全部。印证这一点的是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奢侈品销往中国，五年前这一比例是10%。与此同时，有国内调查公司对数十所高校的5000多名大学生进行调查，94%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没有信仰。一个没有信仰和精神追求，只是原始欲望的民族，要多丑陋有多丑陋，要多可怕有多可怕。
中国为什么在取得经济长足发展的今天，痛苦指数不升反降？因为我们把民众引向了一个本能的道路。所以，中国人的财富观念必须更新，我们已经不能再在无度欲望中前行了。如何遏制财富欲望，找到物质和精神的平衡点？最有效的做法是大幅度征收遗产税、房产税（特别是别墅居住税）、奢侈品消费税，把收来的税费用于改善民生。为了避免民众产生被剥夺感，同时减少工薪阶层个人收入所得税，以便总体达成平衡。同时依法遏制富豪与贪官向国外转移财产，与世界其他国家联合实行财产追回制度。试想，当遗产税让富豪认识到无度攫取，到后来真正留给子孙的很有限，他们的社会担当或许能提高；当贪官担惊受怕攫取了大量财富同样无法传给后人，或许能尽职尽责搞好社会服务，以求得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
当然，若干对策或突破口都有落实的难度，特别是征收遗产税这样的举措。最近有新闻披露，不少中国千万富豪已移民海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精英阶层对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环境的负面态度。此时提高针对富人的各项税负，会促使富裕阶层将眼光转向社会慈善，还是迫使更多富人移民海外，让本土更多财富流失，降低经济活力？这是需要充分论证的。再者，中国自古都是宗法氏族社会，并有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在家族、血脉、传承观念方面几乎是先天性的。每个个体在社会中成长，受到来自家族的荫泽要远大于来自其他社会团体（而在美国，各种宗教团体、体育团体、社会慈善及同好团体，甚至是黑人文化中以地域、街区划分的团体，对美国个体的影响要甚于家庭或家族），在国人取得成功以后愿意回馈的，只是曾经有恩于自己的父母、亲人等家族内部个体，而家族之外都是竞争和较量的关系。所以，单靠封堵，靠征税的方式，是无法阻止国人传承的动力，只会迫使他们想出更多可以绕过或避免规则的方法。与其阻止，不如正向引导，从文化层面上，更加实际地推行街区、城区、城市到国家团结互助、“同在一个屋檐下”的概念；从社会机制层面而言，不如由政府出面，鼓励（并不强制）每个区域的富人与该区域的贫困户结成互帮、互助伙伴关系，明确给予富人们更多实际的道德压力和社会责任，让其运用其力所能及的社会资源，帮助、提携与之结成伙伴关系的贫困户，并匹配相应的社会宣传和褒奖。并不靠法律法规强制，但按时（以年或月为单位）公布富人对其“贫困伙伴”的帮助成果和手段，通过创造富人之间的“慈善竞争”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以此，人为地在家族观念极盛的中国社会创造更多的横向关系，这也许是个不错的办法。
总之，上述对策只作为引发思考的思考，真正推行这些举措，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分别为国防大学教授；美国华盛顿圣路易斯大学留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