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勇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中国梦”的说法自去年底提出，逐步升温，已成当下最热门的政治词汇。国家梦不同于一个人的梦，不能随心所欲、天马行空。既然梦的主体是一群人，那么它必然要体现这一群人的愿望和意志。国家梦是醒着时的梦，不是睡着了做的梦，因而它必然是理性的梦，是可以规划和追求的梦。回顾历史，现代世界所有得以成功崛起的国家，无不是某种集体梦想的产物。笔者称这些国家为“理念国家”，人们“用思想立地并依照思想去构筑现实”(黑格尔语)的国家。现代理念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体现了人的集体意志对历史的强大塑造作用。
梦想建国的历史借鉴
舆间常把中国梦与美国梦相提并论，其实通常所说的美国梦本质上是个人的梦，是个人在美国社会中努力以追求成功和价值的梦，不同于笔者所说的作为集体梦想的国家梦。与中国梦可相提并论者，不是常说的美国梦，而是美国的立国精神、制度文化和价值共识。这种国家梦也并非仅仅为美国所有，笔者基于国家建构历史的比较研究，发现有四种类型的现代理念国家，四种基于梦想建构国家的模式。经由这些模式，英、美、法、德、俄、日、中等主要国家成功跻身于国际舞台，决定了世界政治的格局。
现代以前的国家，无不是基于自然、社会诸因素而形成的“本质主义”国家。历史、文化、血缘、地缘和国家间关系是这些国家形制的决定性因素。人是国家机体中活的组成部分，但却未能发挥自觉的意志力量。固然罗马共和主义或秦的立法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各自的国家，但那只是少数统治者的顶层设计，作为人民，罗马公民和秦帝国的黔首并未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发挥意志的能动力。商品经济的发展制造了与国家对立的社会，市民社会的存在为理念塑造国家提供了机会。
第一类理念国家可称之为“理念创生”型，代表者是英国。16世纪以后的英国，史无前例的政治哲学论战与一系列革命和制度改革相伴前行，产生了第一个基于政治价值共识和阶级利益协调的现代理念国家。
英国的实践作为理念投射到了美国和法国，激发了第二类理念国家的诞生，即“理念建国”型。这一类国家中，对自由的追求是革命和政治建构的基本动力。
前两类理念国家的成功塑造了莱茵河以东国家眼中的“西方”世界、“文明”国家的典范、理性与普世主义的代言人。这给德国等中欧国家带来了纠结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崇尚西方文明，向往自由、理性与共和，另一方面又产生了深深的自卑感，同时对这些理念的代言人，如拿破仑的法国，抱着民族主义的抵触。这种情绪集中体现在德国知识分子的观念中，他们努力铸造与西方文明史观相抗衡的文化史观，如歌德、赫尔德、康德、柯林伍德等;阐发出与英国实证主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哲学，如黑格尔等。非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历史主义等拒斥理性主义的思潮均是在德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在这种心理基础上，产生了第三类理念国家，即“理念抗争”型。德国最为典型，其国家理念主体是国家主义。国家统一的梦想和现实地缘结构的噩梦共同决定了国家主义在各种思潮激荡竞争中的压倒性地位，国家主义左右了1945年之前的德国国家建构努力。俄罗斯的理念抗争则采取了共产主义的形式，在1991年之前一度挑战和威胁整个西方理念国家体系。
被动卷入现代国家体系的前殖民国家和“后发展国家”多属于第四类——“移植混合”型。这些国家立国过程之中都在不同程度上模仿前几类的经验。例如中国，清季曾逐渐倾向于全面移植。辛亥革命后则采取了“理念缔造”模式，但从未真正实现。上世纪20-40年代，国共两党都学习了德国模式和苏联模式的不同方面，接近于精神抗争型。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苏联的精神抗争道路，反帝反封，成功以主义立国，之后虽走了一系列弯路，但实现了国家的建构和崛起。1990年代以来中国逐渐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而如何完善这个道路、如何在理论上阐述这个道路、如何进一步让这个道路与全社会的意志相统一，成了当前思想界头等课题，也是不同思潮、立场争论的焦点所在。“中国梦”的提出，正是针对中国理念国家建设的新挑战。
价值共识是国家梦关键
历史上诸多理念国家崛起成败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这取决于能否建立正确的国家梦想，能否形成深刻的价值共识，以凝聚社会的力量服务于国家崛起和国家实现民族或人民所愿望的生活方式的目标。
纵观现代国家历史，三种主要思潮决定着国家梦想的形态和成败：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国家)主义。这三大主义并非不可兼容，相反，多数现代国家都以某种方式实现了三者间的稳定结合，才能够保证国家拥有最基本的合法性和支持度。三大主义竞争的结果或结合的形式决定了不同理念国家的道路和命运，也决定了它们今天的面貌。
对自由主义的追求奠定了政治的现代性，但也带来了资本力量的无节制扩张，导致社会分裂。社会主义节制资本，其民主、平等和悲悯性的追求挽救了现代性的暴力毁灭。二者是西方现代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双翼。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二者关系上，我们可在20世纪的世界中观察到一个光谱：自西向东，自由主义由强到弱，社会主义由弱到强。二战后这一光谱基本稳定下来，英美模式强调自由主义，中苏模式社会主义占优，中间地带表现出不同类型的混合，尤以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和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为典型。
民族主义与二者的关系颇为复杂。在一定限度之内，民族主义有助于国家认同的维持和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一旦超出限度，民族主义将危害国家理性，使国家走向歧途。民族主义恶性发作的结果已为20世纪前半叶代价高昂的试验所证明。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高速发展出现了各种问题，包括经济发展模式、环境问题、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增加等，社会上的理念共识有所流失，这是近年来理论界争论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在官民矛盾、公知撕裂共识的十字伤口上，如何建构弥合性的国家梦想，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利益和命运。
“理念国家”视角所带来的启示就是，中国不可忽视理念对现实政治的巨大作用，应深刻思考当代理念共识如何形成。这种共识应该能够兼容平衡社会对自由、民主、福利、平等和国家民族认同的诉求，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中国未来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中国梦的讨论，应该将重点放在价值共识的实现上。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活力的培育需要市场经济秩序和法制体系的完善，而社会的和谐与政治的稳定也有赖于制约权力与资本无度扩张，让民众分享到发展的成果。现代国家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人的自由和尊严、平等和福利与国家的强大和崛起均衡实现，国家梦就得到了其最完美的内涵，也将得到全社会的普遍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