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与群：摩登时代下的安身立命
摩登时代是扭曲的、让人丧气无力的。卑微的小人物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存在，就常常要透过对于环境的主观上的变形，这样就不必面对真实的人生，而能够在扭曲或遮蔽的状态下生活。“毒品”是一个例子，在另一个片段里头，百货公司守夜者卓别林在危楼旁蒙上眼睛熘冰，悠悠然、畅畅然，但一旦他摘下眼罩，看到了现实，他一步也熘不动。寓真理于戏谑，其卓别林哉。在一个大众时代里，各式媒体、政治人物、文化名人，不都是某种眼罩吗？
个体的无力，是整个片子不停在释放的强烈讯息。摩登时代是无数个巨大的、异己的、快速转动的轮子（车轮、时钟、齿轮）所构成的人的存在环境，凡夫俗子在其中只能说是“身不由己”，何曾做过什么由己的选择，下过什么由己的决定？小人物卓别林“当过”失业流浪者、各式工厂劳工、共党或社会党游行领袖、百货公司守夜者、精神病患、罪犯、餐馆跑堂，以及歌舞表演者。但所有这些工作、所有这些身份，都是被巨大的外在力量所牵着走、推着走、带着走，想停下来却继续被推着走，想走却被留下来。遮蔽现实（盲人熘冰）或是扭曲现实（吸食毒品），是小人物的两个退路，导演卓别林于焉深致同情，虽然从来不认为这会是摩登时代的可能出路。出路可能有很多条，但其中必然有一条是都要经过的：那就是每个人得偶而从“轮子”的滚动中跳脱出来，把速度放慢，把情境与自我对象化，以一种新鲜的视角省视世界与自我，获得一种新的自我和环境的感受，然后付诸行动。或许这就是"Sing, never mind the words!"
这当然是任何要改变命运的人所必须要做的自我突破，自己要打破捆缠于自己意识上的那些牢结，但是“自己”似乎也难以把自己举起，而必须择善而处，择群而居。孔子称赞他的学生子贱是君子，但同时也感叹地说：“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这即是在强调群体或社会关系的重要。[8]然而，这是卓别林《摩登时代》这部片子的重大空白所在。导演卓别林让小人物卓别林只得力于来自一个特定者（即，情人）的支持与鼓励。这个鼓励是很珍贵也很温馨，可以是卓别林自己的真实经验，但似乎不足为他人训。仅仅依靠亲密关系就能通往自由与成长吗？戏剧尴尬地碰到了理论。
亲密关系，是《摩登时代》这部片子里的一颇复杂暧昧部分，因为它到底如何为继没有答案。这个亲密关系，待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可以是往前走进社会，与他人结合的一种基础，可以是一种同情共感能力的原初培养与体现，因此，亲密关系可以是往前的、可以是不排他的、可以是社会性的。但，亲密关系也可以是从社会退出，回到“家”，是排他的，是回到避风港的，一如流行歌词“外头风大，把门拴上，保护我”、“我和你对抗这个世界”。在《摩登时代》，前一种可能虽然存在，但后一种似乎稍具优势。不止一次，小人物卓别林沈浸在“家”的幸福想像中。他住在中产阶级的独栋宅第里，与情人（或妻子）享受着奶与蜜之乡的富庶丰裕；这好像鲁迅所讽刺的堕落青年的浪漫梦想一般，一场大灾难后，世界就剩下了他和他女朋友俩，以及，绝不可少的但在稍远处的，一个卖烧饼老头。小人物卓别林愿意挤进就业的窄门，接受他无法接受的工厂工作，也是因为爱情，也是因为想要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亲密关系或是“一个属与我们俩的家”，因此既可以是现代性的异化的一个对反、一个憧憬能力的保存，但也同时可以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个制度性补充、一个共谋，一个为外头的无情所准备的有情，明日的充电机。亲密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与广义的毒品、宗教归置在一块儿，就并非那么不伦不类了。
《摩登时代》这片子还蕴藏了另一议题，其复杂暧昧尤甚于前述的亲密关系。我们常看到小人物卓别林只要出门，必然要正其衣冠，还拄着一根文明棍。但对我们观者而言，这除了说是一创意十足的艺术造型之外，还可以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为什么几乎一文不名、身无长物的这么一个底层小人物要被安排以如此的形象行走天涯呢？是他向往上层阶级的绅士吗？剧里没有任何这样的线索。除了可能的纯艺术的解释（我认为是一个糟糕的解释）之外，一个较好的，甚至是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皱巴破旧的绅士衣冠象征了对某种传统、某种价值，也从而是某种自我意识的捍卫，所谓蔽扫自珍。能自珍而后能珍人，不管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小人物卓别林总是对他人有一股深深的善意与尊重，而这又和他什么都可以没有，都可以随遇而安，但也要勉力经营一个“礼”，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连。这个绅士衣冠是他人格的一部份，是他进入到现代都市中仍然保守他自己的一个方式。
鲁迅曾不怀好意地说了这么个故事：“由（按，子路），后来也因为和敌人战斗，被击断了冠缨，但真不愧为由呀，到这时候也还不忘记从夫子听来的教训，说道 "君子死，冠不免"，一面系着冠缨，一面被人砍成肉酱了。”[9]鲁迅当然是藉由来挖苦孔子这位他所谓的“摩登圣人”，但是，鲁迅似乎也对由表达了一种敬意--“真不愧为由呀！”，因为不这样就不是由了。从子路我正面地联想到了卓别林，小人物卓别林一无所有，但在都市的人流车流与时间之流中，他有了他自己。是小人物卓别林这样有“他自己”的人，使现代都市风景有了“人味”、“人情”。这是真正的属于人间的“特色”与“多元”，是现代都市风景在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之外的真色与真味。多元文化从来就不应该是各种社会范畴的马赛克拼贴而已，而应是真正汁味不同的“差异”的和谐相处，所谓和而不同。
这个“自己”，于个人当然依赖的是记忆，于人群则是历史。既然，一个人不能凭空地走进现代社会而后与人为善，一个群体也不可能凭空地走进现代世界而后与人为善。要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有所贡献于这个国际社会，一个民族、或一个历史群体，必须要对自己因历史而来的“独特性”有所肯认。这个独特性，不应是一种民族主义式的自恋与傲慢，而是一种“客观的”面对群体历史过往的结果，有自我的批评，但也有自我的坚持，虽蔽扫且仍自珍。因为唯有能尊重自己，才能有尊重他人的能力。现代国际社会的“多元”，正应是建立在每个历史群体能自尊自重，同时相互尊重，尊重每个群体都有各自在现代人类社会里表现自己并与他人合作的方式。
法西斯主义只看到自身的“异”，掩面不顾与他人的“和”，造成了历史上最黑暗的灾难之一。但一切以己度，把自己的价值硬套在他人身上，党同伐异，强以同为和，则是美式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典型问题所在；把自身当作“现代”的标竿，而他人都是“传统”（即落后、愚昧）。纵使“民主”、“自由”都是“普世价值”，建立在抹消所有历史的美国现代化霸权方案，摧毁了所有历史群体以他自己的历史与文化资源进入到现代的不同可能性，而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和而不同的现代国际社会的可能。被现代化意识形态所拘禁的美国，因为没有尊重他人的文化能力，必将也失去自我。九一一之后的美国，甚至连“自由”、“民主”都感到厌烦与累赘.....。
在亲密关系、传统与现代体制之间，卓别林留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思考与想像空间。的确，只有在哭笑不得的状态下，反身性思考才有出头的空间。这么看来，这似乎是“摩登时代”的真正价值之所在，虽然这个价值并非如民主、自由、平等、进步、理性......等大名那般地喧赫，经常执御帝国马车呼啸而过。它总是那么的不自明、低调，但似乎总是在那儿的--等待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