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分析“塌方式腐败”成因

　　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10月31日首次证实，检查机关在国家发改委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查发现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余元，成为建国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资料图）

　　大公网北京11月10日电（记者 郑清） 针对近期备受外界关注的国家发改委、山西省、广东茂名等单位或地方的“塌方式腐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11月10日转发《中国纪检监察报》的评论文章称，“窝案”不仅与有效监督缺位等有关，更为重要的是与政治生态有关。

　　这篇题为《涵养健康政治生态没有“旁观者”》的文章解释说，“政治生态，顾名思义是指政治环境和状态，它是一个地方或部门政治生活现状和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政治生态好就会形成正能量，政治生态遭到破坏就会让党员干部“搞腐败心存侥幸”。

　　文章明确认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方，集中或者连续出现腐败问题，固然与权力过度集中、缺乏有效监督有关，更与这个单位、部门或者地方恶劣的政治生态有关”，在恶劣的政治生态下，部分党员干部或主动靠拢、或被动裹挟，有的甚至相互之间结成“腐败团伙”。

　　十八大后，国家发改委、山西等单位或地方的“腐败团伙”东窗事发后，不仅“损害党员干部队伍的形象，更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有着“小国务院”之称的国家发改委是中央部委中“塌方式腐败”重灾区。曾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长刘铁男在2013年落马后，最高检察院反贪总局今年直接组织指挥京冀黑等地检察机关立案查办了一批发改委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受贿犯罪案件。

　　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10月31日介绍说，“截至目前，共立案查办11案11人，其中，发改委国家能源局5人，发改委价格司5人、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1人。”徐进辉表示，检察机关案件查办情况主要有“所在部门权力过大、权力集中”、“在管理和监督机制上存在漏洞，缺乏监管”、“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等特点。

　　在此之前，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9月30日在讲话中认为，“我委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复杂，爆发的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大、影响恶劣，必须痛定思痛、深刻反思。这些腐败案件原因复杂，既有个人宗旨意识淡薄、革命意志衰退的问题，也有制度欠缺、执行不力、监督不严、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实不够的原因”。

　　山西“窝案”也同样触目惊心。今年2月至8月，山西省“四套班子”至少7位副部级官员先后落马，以绝对数量领跑其他省份。其中，山西省委更是“重灾区”，先后有4位晋籍在任省委常委杜善学、聂春玉、陈川平、白云折戟，超过6名定额的半数。

　　令人震惊的山西政坛“塌方式腐败”直接导致了中央决定更换山西省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和省纪委书记。在9月1日出席的山西省委书记换防大会并讲话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严厉批评指出，“山西省的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

　　近年来，类似于山西、国家发改委的“窝案”还出现在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中国高铁第一人”张曙光等系列窝案）、茂名等地方或单位。其中，茂名市原市委书记梁毅民近日落马，连同之前落马的原市委书记周镇宏、罗荫国，已是先后三任市委书记腐败。

　　《中国纪检监察报》的评论文章由此指出，“因此，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讲，必须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健康政治生态的形成，与每个党员干部密切相关，需要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