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烈动荡后重建 山西省委常委会大规模去本土化

　　2014年9月1日下午，山西省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关于省委书记职务调整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亲自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赵乐际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决定。（图为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会场，来自《山西日报》）

　　另外，引人关注的是，正如大公网9月1日刊发于山西省委书记换防时的《特稿：深度解读山西政坛“矿难”与“重建”》一稿中分析的那样，4名晋籍省委常委的继任者全部“空降”，从而使得2011年11月选举产生的第10届山西省委常委会的结构大规模去本土化。

　　山西政坛非正常动荡之际，公安部“空降”副厅级的汪凡至山西省城担任副厅级公安局长这一破常规的人事安排，被认为是中央对山西省本地人事安排不信任的信号，并进而引发了外界关于4位晋籍“落马”省委常委的空缺人选或将多由外调的猜想。

　　事实上，山西省委常委班子外调官员补缺这种后续人事安排的猜想，在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天津副市长任学锋8月“空降”羊城主政时更是愈演愈烈。

　　8月27日，万庆良落马整两个月后，拥有副省级市和广东省城双重身份的广州市委书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首次迎来了任学锋这位“空降兵”。广州一把手上一次“空降”可以追溯至1980年，当时轻工业部原部长梁灵光“空降”至广东接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

　　从1983年许士杰接替梁灵光主政之后，包括谢非、黄华华、朱小丹、张广宁、万庆良等数任广州“1号”在任职前均有在广东省内长期工作经历。故而，籍贯为河北、成长于天津的任学锋“空降”羊城无疑打破了30多年来的人事惯例。

　　这也被认为十八大后中央在地方治理人事安排上的新思维，即打破常规，不拘一格降人才。十八大后两位“双非”省府班长的出现被认为是这种新思维的体现：2012年12月和2013年1月，既非十八届中央委员也非中央候补委员的杨雄、魏宏相继主政上海市政府和四川省政府。

　　而山西这次迎来的5位“空降兵”中，吴政隆（1964.11）是江苏高淳人，1980年至1984年间曾在山西太原机械学院学习，之后陆续在兵器工业部、机械电子工业部、国家计委等中央部委和重庆市任职，大公网9月29日已率先披露身兼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吴政隆将入晋；孙绍骋（1960.7）是山东海阳人，此前曾长期在民政部、山东省任职。

　　王伟中虽是山西朔州人，但他1984年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后，一直在水利部、国家科委、科技部等中央机关任职；付建华（1958.7）则是辽宁昌图人，此前曾在煤炭部、国家安监总局等系统工作，今次“空降”山西担任省委常委并拟任副省长，走完程序后将填补杜善学的空缺。

　　2011年11月产生的十届山西省委13名常委中，共有6人是山西籍官员。其后虽有成员进出，十届山西省委会一直保持着6名山西籍常委定额。不过，经历2014年这次动政坛“矿难”与“重建”之后，第10届山西省委晋籍人数仅余下2人，如果加上今次“空降”的王伟中也只有3人，大规模去本土化趋势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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