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央一号文件与“三农”问题挂钩是一种偶发性的刻意安排的历史事件，中央一号文件就是滥觞于高层领导人从偶然性的契机出发适时的推动农村地区的改革。改革开放初步设定的战略是先从城市和工商业经济入手。而安徽等地农民迫于生计对生产劳作方式的改变，又非常幸运的得到主政者的默许，甚至是进一步的支持、推动。
由此，改革设计者借助这一良好契机，顺势而为，将农村地区的改革提前提上议事日程并付诸实施。而中央一号文件高度符号化为“三农”问题的“药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胡温主政的十年间，担任总理的温家宝本人对于“三农”问题的偏爱。
那么，为什么习李正式主政的第一年，所发布的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也涉及到“三农”问题呢？
笔者认为，这是领导层对于现实诉求的一种积极回应。这次一号文件最大亮点在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习李主政一年来，外界预期良好。而农村土地问题和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被认为是造成现今中国贫富差距、地区经济实力严重分化等一系列社会矛盾的根源。
但是，这次回应极富有韵味和技巧：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中，公众具有强烈的数字崇拜意识，比如6、8，而1就是世间万物的起点，代表本源和最重要的事情，独“一”无二。高层则巧妙的利用了这种思维定势，借用中央一号文件的名头，既表明了中央的态度，又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了民间的数字崇拜，极大的缓释了社会的高度期望。
（编者按：本文作者俞作志是大公网《中国政情》特约撰稿人。该栏目着重“追踪时事热点，透视政治动向”。为该栏目投稿邮箱：wangjun@taku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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