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改革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城镇化过程中的难点。舆论普遍认为，《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是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各类城市具体的城镇化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户籍改革到底如何推进，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接受本刊特约记者的采访。
“小城市放开、大城市有序”
是考虑到客观事实的政策
记者：与以往的户籍改革相比，这次明确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的思路，这算不算是此轮户籍改革的一大亮点？
易鹏：这个思路简单概括起来其实就是四个字，“抓大放小”。中国城镇化建设以来，一直是“抓大放小”的思路，这次将这个思路更明确细化了。
户籍是公众关注度较高的话题，因为户籍背后蕴含着公共服务，这不是单纯解决户口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有很多问题。现阶段，户籍制度背后的公共服务不均等化对中国社会造成很多隐患，所以，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城镇化规划报告中关于户籍制度的“小城市放开、大城市有序”是考虑到客观事实的政策。
记者：“小城市放开，大城市有序”，这算是“分类推进户籍改革”的一种具体思路吧？
易鹏：对。现在中国有658个城市，城市等级不一样，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实际上，中小城市基本上户口放开了，地级以下的城市落户没有太多障碍，有固定住所和工作基本就可以落户了。而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目前城市病比较严重，城市的承担能力也越来越接近极限，同时本地户籍制度对未来制度的反弹利益非常强，这种情况下，不同类型的城市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进入户籍制度改革肯定不太适合，毕竟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采用分类的方式，中小城市力度大一点、快一点，特大城市可能要慎重一点，整个方式的回旋空间要更大一点，从而实现相对协调的改革局面。
但是需要提醒的是，中小城市户籍的含金量够不够？现在很多人还是往大城市里面挤，这说明中小城市户籍改革背后的公共服务没有跟上。
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
才能解决“城市病”
记者：人们之所以都往大城市拥挤，说白了还是因为大城市拥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公共服务。推进城镇化建设、推进户籍改革，本质上是不是必须均衡城市公共服务的水平？
易鹏：如果县城里的公共服务水平和省会城市差不多，那么，人们就不会总想着往省会拥挤。如果县城里的医疗条件和省会相当，人生病了也不会总想着来省会城市的医院看病。同样道理，如果中国有更多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它们也不会承受如此大的压力了。
记者：中小城市放开户籍基本没有什么障碍，那么大城市在户籍改革方面的障碍主要在哪里？
易鹏：我认为主要还是钱的问题。越是大城市，对公共服务的要求越高。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必须有强大的财政支持。
记者：除了钱的问题，资源紧张的局面是不是也必须考虑？
易鹏：目前，北上广等城市的承载能力确实存在问题。北京以前规划到2020年人口规模是2000万，可到2012年就已经有2069万，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增加，到2020年北京就是2700万-2800万的人口规模，到2030年北京就可能会有3000万人的规模，城市可能就会无法运行。包括水资源、交通、公共服务设施，都会难以承载。所以，要进行一定的管制，放慢特大城市人口增加的节奏。
记者：但迁徙自由是基本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是不能违背的。所以，大城市的户籍改革也不能无限期延迟下去。其实大城市在户籍改革方面也是有动作的，从暂住证到居住证，变化的核心在于，原来覆盖户籍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今后将向常住人口覆盖，这一点非常值得期待。而居住证如何转成户籍，可能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
易鹏：北京和上海居住证都有标准，比如有固定住所、有工作，有职称要求、学历要求、居住证持有多长时间。比如，以前上海是必须拥有居住证7年以后才能考虑进入户籍，但重点要求，如保险或纳税都会考虑。所以上海和北京都有打分制度，上海有A证、C证这种打分制度，逐渐让一部分符合条件的人解决户口。当然，上海从2002年开始实行居住证，到现在符合居住证的有27万人，从2002年到2009年，7年解决3000人的户口，所以居住证不能期望值太高，上海现在非户籍人口有1000万人，27万或3000人，还是比较小的规模。从这个角度讲，可能要进行利益格局的调整，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时间换空间”解决财政压力问题
记者：您一直强调中国户籍改革背后是资金需求的问题，筹集资金可以用时间换空间。有统计说一个农民工市民化后的成本为20万，这个数字准确吗？
易鹏：一个农民工市民化后的成本是多少，这个无法具体统计。如果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他需要的成本更高，因为这些城市公共服务的水平高。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发达城市，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后，交通成本要考虑地铁，而在县城，只考虑公交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数字不能一概而论。
记者：现在把户籍公共服务均等化上升到国家公平公正的重要地位上来，需要通过各个方面筹措资金。在筹措资金方面，有没有具体路径？
易鹏：资金方面有挑战不表示不能解决。第一，用时间换空间。可以把资金需求放到未来20年、30年的范围内解决，这样数字就会大幅度减少。
第二，资金的筹集需要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几方共同出资，不能把负担全交给地方政府。
第三，为了解决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资金问题，适当地按照新型城镇化的要求改革财税体制。比如，地方政府控制造新城，控制土地收入的来源；再比如，地方政府能否从房产税或其他税中获得相对稳定的收益来源，能否用这笔钱帮助解决公共服务。
第四，通过金融工作解决一些问题。
第五，通过土地改革、宅基地改革等提高农民财产权利等解决城市户籍背后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
记者：对个体而言，户籍改革可以提高人的福利。您在接受一些媒体采访的时候还说过，户籍改革其实还可以推进经济总量的发展，怎么理解？
易鹏：户籍改革对经济的影响，一方面是能够扩大内需，使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后的收入增加，并提高其消费意愿。现阶段，有钱人消费的潜力其实已经不大，潜力最大的群体在中低收入阶层上，他们渴望过上“有钱人”的生活。城市中有2亿多农民工，如果他们能享受到更多的公共服务，养老、教育、医疗等问题都能解决，没有了后顾之忧，这部分人的消费潜力是巨大的。扩内需，扩的不是有钱人的内需，而是中低收入阶层的内需。
另一方面，从供给方面来讲，农业人口进城后将成为城市产业，也就是工业、服务业的劳动力来源，提高这些行业的生产力，有利于经济增长。一个农民转化成城市人后，生产力可以提高3倍，创造更多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