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健的“纵身一跃”因为王霜的拍摄进入公众视野，也因王霜发布在网上的一篇文章而转化成一个类似交通安全的事件。她写道：“虽然我们90后喜欢挑战生活，喜欢游戏，但生命的游戏，我们玩不起”。《新闻周刊》评论说：“每个人都有追求个性和新奇的权利，但是，底线应当是敬畏生命。”跑酷者与环境的巨大张力取消了，这个事件对于平庸社会的巨大启示空间关闭了，它被做成了又一份对“人命关天”古老遗训的背书。

　　那些被远方被深处所召唤并听从了这种召唤的人，那些孤身下汪洋、单骑走大漠的人，那些依托大地向天空飞起的人，一言以蔽之，那些通过逸出日常生活秩序而走近自己、确认自己的神性气质的人，他们才真正有资格谈论“敬畏”。尽管在现实中，他们的生命因此受到了不确定性的威胁。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认为生命不重要，更不是说生命的消失可以是一件形同儿戏的事情。死亡不能成为一种恐吓。不是每个人都想在自己的循规蹈矩里终老一生，死亡更不能成为取消生命多样性的借口。你可以贪恋生的安逸，你有权把生命的长度看作人生的全部并以此权衡得与失，但也请尊重有形而上冲动的他人去触摸生死的边界。不应该用贪生怕死式的生命态度垄断“敬畏生命”的含义。

　　对于跑酷这种惊世骇俗的方式，我相信社会是无权作出判断的。用“危险”来进行评价或实施劝阻，根本无法进入当事人的世界。“危险”当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远非最重要的方面，更不是事物的全部。不妨听一下与王子健同属于泸州Spirit跑酷公社的曹钦的说法：“我们这代人，很多人在家庭里面，都无法展现自己的状态，很多时候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是被尽量克制的，这样子不能，那样子不准，好不容易有个自我突破的平台，我们都会比较努力地去挑战一下。”

　　可惜的是，问题的这个面向，即跑酷者与社会与自我的关系的面向，在媒体空间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展开。不仅如此，有关这个事件的民意表达，再度印证了笔者观察已久的结论：对于稍微复杂一些或深刻一点的精神现象，我们现有的观念结构不但无法有效地处理和揭示，而且无法处理的症候都是一样的：高度的众口一词。在对王霜的批评中，除了对凯文事件的鹦鹉学舌之外，唯一的不同就是使用了“脑残”这类使批评变成谩骂的网络语汇。

　　把每个人的思考过程和结论都统一到标准程序和标准答案的应试教育体制，产生了恐怖的文化后果：绝大多数会打汉字的人，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不但观点相同，观察问题的角度相同，论证过程相同，而且语言也相同。

　　（作者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