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推动城镇化。楼价上涨实质是供不应求，目前的“限购”、“征税”措施着眼点在控制购买力。“限购”不过是把现在的矛盾递交给未来，将购买力的洪水堵塞成“堰塞湖”，“限购”只是应急措施、且不可持续，这不仅无法取得应有的效果，而且持续的“限购”也是违宪的做法。最新的房地产统计数据也显示，涨价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的房价平缓下跌。中国高房价问题，准确地表述应该是大城市房价过高问题，故而，如何将大城市的购买力引导到中小城市就是明智的政策选择。从这个角度观察，如果“限购”是“堵水”，那么城镇化就发挥着“疏导”的功效。城镇化对于大城市高房价有着釜底抽薪的效果，发挥着平衡楼市供需的关键作用。当然，要将涌入大城市的购房资金引导到城镇，关键还是要调整资源配置，包括公共服务在内的资源配置在大城市与城镇之间要建立新的平衡，即将当前过多投放在大城市的资源转移到中小城镇，这样，大城市的购房资金才会跟随转入中小城市以及城镇。

　　其次，严控货币超发。根据现代货币理论，M=PT/V，即货币的数量M与物价水平P与各类商品交易总量T成正比，与货币流通速度V成反比。货币发行量与GDP之间应保持比例增长，货币发行量不能超越实际GDP增速，新增货币发行量与新增实际GDP之间的差距就是通胀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代表货币量的M2为851590.9亿元，中国的GDP为472881.56亿元，人均GDP为35181.24元，在2008年的基础上，三者分别上涨上升79%、51%、48%，其中，货币量超过商品量28%，超过人均GDP31%（图1）。2008年快速上涨的房价，换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实际房价没有上涨，而是货币贬值了。虽然2008年的4万亿刺激经济措施并不希望刺激房价上涨；但是，货币超发与房价之间永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控制货币超发在新一届政府的货币政策中应有一席之地。

　　最后，重振A股。楼市与股市是两个最重要的资产性财产来源，同时也是资金及流动性的“蓄水池”。要平抑房价，“堵”是下策，“疏”才是上策，将涌入房地产的资金引导到股市原本是最佳选择，可惜，吴敬琏眼中已是“赌场”的中国股市却未能肩负及发挥应有的作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以来，中国金融市场两个最大的特征是，第一，在国内市场，房价不断攀升而股市一路下跌（图2，图3）；第二，在国际市场，美股下跌后一路上升而中国股市下跌后依然持续低迷。中国不是2008年金融海啸的起源地，中国股市却成了重灾区。目前，道琼斯指数不仅回升、而且升破2008年的高位（图4），中国A股指数不仅只及2008年的1/3，而且依然不振。近日，当局者自以为取消港资投入A股的禁令会引起激烈响应，殊不知港资更加冷静。如果依然只是推出这类修修补补的政策而再不大刀阔斧改革，A股势危也！其实，重振中国股市并不难，关键看站在什么样的高度？采取多大的力度?是否坚决改革？只有将股市与楼市结合起来，才能抓住楼市调控的要害打中“七寸”，破解高房价的困局。

　　沿着新一届政府推行城镇化的方向，从控制货币发行量及重振股市两个领域入手，跳出楼市治理楼市，这或许是中国楼市及经济平稳发展的理性选择。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