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严重

　　中国环境严重恶化，已经影响到人的生存安全。自2007年起，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2013年1月15日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联合发布的《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显示，在全球10座污染最严重城市中，有7座在中国大陆，即太原、北京、乌鲁木齐、兰州、重庆、济南和石家庄。报告称，中国大陆500座大型城市中，空气达到世卫组织标准的不足10%，亦即中国90%以上的城市空气不达标。2013年3月15日新华网报道，中国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提到，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三个地区每年出现雾霾的天数在100天以上，个别城市超过200天。“北京脏得像鬼子放了毒气弹!”这是2013年1月网民在微博上的哀叹。

　　现在，全国9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据新华网报道，有关部门对118个城市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在农村，则有3亿多人喝不到安全水。早在2010年5月份《半月谈》就刊发了《地下排污：致命威胁悄悄逼近》的报道，证实有企业用高压泵将大量污水直接注入地下。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表示：除挖渗坑、渗井偷排外，有的企业用高压泵将污水注入地下，南方一些企业甚至将污水排入地下溶洞……地下水特别是深层地下水是经过漫长过程形成的，如若污染，很难清除。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表示，2011年环境重大维权事件增长了120%。

　　环境污染的直接原因是燃煤、汽车尾气和特定的气候条件，根本原因则在体制。2013年1月下旬，首任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曲格平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坦言，中国今日的严重环境污染是过去40年来“不计代价地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果，是“对权力缺乏监督，允许政府无视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的结果。在2013年3月两会上，刚卸任的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说：“环境保护最大的压力来自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的冲动。不惜‘血本’，‘上大项目、大上项目’，成为一些地方的经济支撑。如果这些项目是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环保压力将更大。一些企业飘红的业绩背后，染黑的是良心。”英国《金融时报》网络版2013年1月17日刊文，引述中国大气物理学家王思跃的话说，“中国的体制不够完善……领导人只盯着经济。”中国想要打赢治理空气污染这一仗，必须把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假冒伪劣充斥

　　高涨的GDP中包含了大量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2011年5月27日《法制日报》报导，公安部特邀15位监督员参观了收缴的伪劣商品展览，包括假烟酒、假食品、假药品、假种子、假名牌服装箱包等等，涉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高峰将当前伪劣商品形势概括为：无处不假，无货不假。

　　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许多行业设法压低成本，甚至不惜伤天害理，毒害到民众的餐桌。人民日报发文提到，现在每人每天吃的添加剂大概就有8、90种，几乎各种食物都有添加剂。从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到注水猪肉、染色馒头、瘦肉精，再到毒米粉等，名目繁多的化学食品和农药残留直接对人体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危害, 使中国人再度成为新时代东亚病夫。“2012，皮鞋很忙”：“两只皮鞋，跑得快，一只变成酸奶，一只变成胶囊，真奇怪！”黑心食品的猖獗，反映了社会道德在商业活动中严重扭曲，也反映了人的生命和尊严不被尊重。

　　水质污染，空气污浊，再加上毒食品的危害，使我们的健康安全失去保障。现在，癌症村正一个接一个地在经济活跃地带出现。中国环保部2013年2月20日发布的《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提到，中国大陆化学品污染十分严重，市面上已经发现有3千余种化学物质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癌症村”遍布全国，超过247个。

　　新华网2013年2月28日发表文章感慨道：连干净空气和水都成了奢侈品，要GDP有何意义？没有干净的水和空气，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有什么用？钟南山院士也在2013年两会上强调：“如果在吃饭喝水呼吸都成问题的情况下，GDP世界第一又有何意义？”面对国人恶劣的生存环境，他痛心疾首：“管你什么和谐社会，管你什么纲领的，人最关键的一个是呼吸的空气，一个是吃的食物，一个是喝的水。这些都不安全，什么幸福感都没有！”

　　2008年1月底，德国环境部部长嘉布瑞尔出访中国前告诉“德国之声”，由于环境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等于零。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也认为，如果我们按照绿色GDP或者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来测算经济总量，就会发现中国的GDP增长有可能是负增长。

　　贫富差距悬殊

　　中国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说，中国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贫富差距是美国的10多倍。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引用同样的数据指出：“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研究披露，中国最高10%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收入差距已经高达65倍，其中以国有垄断性部门人员的财富累积最为人所诟病。《中国的家庭财务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75%的储蓄源于10%的人口，他们主要是政府官员、大企业老板及房地产开发商等。

　　基尼系数被普遍用于衡量社会贫富差异程度，国际上通常认为，一旦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0.4，表明社会财富已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将处于动乱的危险状态。2010年5月21日新华社发表丛亚平、李长久的文章，题目是“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 或致动乱”。2012年12月中国西南财经大学公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说：2010年中国家庭基尼系数为0.61，显示“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上少见。”香港《争鸣》杂志2012年11月号披露的《关于社会稳定、和谐状况调查研究》的内部报告指出，2012年上半年，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613，社会贫富悬殊已经突破危机临界点。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如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的存在，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

　　2011年3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说，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执行副会长林嘉騋表示，2011年中国的贫困线标准可能上调到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人民币（2008年定的1196元），贫困人口总数将为1亿左右。实际上，年人均1500元人民币，日均收入仅为0.63元美元，也只是解决吃的问题。目前世界银行定的贫困线为人均日收入2美元；绝对贫困线为人均日收入1.25美元。若按此标准，中国绝对贫困人口实为3亿左右。

　　贫富两极化的根源是特权。吴敬琏在《贫富差别扩大首因是腐败和垄断》一文中强调：“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强调，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

　　面对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上述习近平所说的话意义重大，警醒人们认真思考：“我们发展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发展经济只是保障国人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的一种手段，如果把手段当成目的，哪怕GDP超过全球总量也无意义。

　　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结症在政治。2010年10月29日《新财经》发表《茅于轼 盛洪 高放：社会经济问题只能靠政改解决》，文章说：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看来是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政治制度问题，是宪政问题。经济问题不是经济领域本身能够解决的，是与政治制度相辅相成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印度辛格总理曾在华府演讲称：“我始终相信有些价值比GDP更重要，例如对人权、法治、多元文化的尊重。所以印度的GDP虽然不如中国亮眼，我仍然坚守印度发展经济的模式。”中国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指出：“国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障社会弱势群体不被淘汰！此为国之根本！” 俄国总理梅德韦杰夫说：“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法治，以及对于人类尊严的敬意。”这些话，值得每个中国人深思。

　　（作者为河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