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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让人说话 城镇建设让市民说话，紧接着的问题便是，到底谁是这城市的主人？按照现有户籍制度的逻辑，没有本地户口本的人，尽管生活于斯、劳作于斯、纳税于斯甚至终老于斯，但他们只能被称作“外来人口”。一本小小的户口本，犹如厚厚的城门，将一座城市分成了内和外、我和你、高和低、贵和贱。在这样一种割裂状态下，讨论民众的利益让人备感底气的欠缺。谁是民众？难道不是这城市里所有的人，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这样孤僻的权利，即便是有，也不会发出平等的光辉。 一个叫占海特的小姑娘，在上海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辩论。她自小生活在上海，却没有在这座城市里读高中的机会，原因只有一个：她不是本地户籍。异地高考的国家主张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遭遇了来自地方政府和当地民间的双重阻击。小姑娘占海特与人“约辩”，乃至与人冲突，她为了自己的利益，同时也未必不是为更多流动的孩子“带盐”。占海特与城镇化有关系吗？当然有关。人是检验城镇化成败的最高尺度，如果一个新兴的城镇不尊崇人的价值，不具备人的温度，那么它不过是一堆钢筋水泥构建的崭新废墟而已。 城镇化意味着城市和集镇将更大范围地出现，这些城镇到底将被建设成什么样子？外在的是高楼、草坪和广场，内在的却是每一个城镇的独特气质。好的城镇应当有交集存在，那就是它充满了平等的意识，不排外，不欺生，给任何人以均等的奋斗机会，给任何人以均等的上升可能。 一座城市不能将外来者仅仅看作劳动力，当需要他们的时候笑脸相迎，一旦时过境迁便毫不手软加以驱赶，并编造种种诸如“淘汰低素质劳动者”、“涨房租提高城市品位”之类的冷血谎言。适者生存也是市场的铁律，流动在自己国土上的人民并不奢望得到额外关照，他们只求自己如果能够很好地生活在一座城市，不要再被人处心积虑地驱赶。 要城市政府转变观念？或者是，要城市原住民提高现代文明素养？或许的确需要，但这些均非关键。当一些沿海城市动用城管驱赶乞丐，并将这写入红头文件称之为制度时，我们才发现，深入骨髓的歧视往往出自颜面庄严的制度。没有城乡二元制度，没有大城市对资源的体制化垄断，便不会有所谓“土著”明目张胆地叫嚣“保卫北京”、“保卫上海”，不会有农民工被列为二等公民。城镇化的建设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对于制度软件进行革新和完善的过程，零打碎敲的劝善远远不如改革不合适宜的制度来得更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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