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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超越两种城市发展模式 陈旧的城市观是中国历史上“官本位城市模式”与西方舶来的“福特型城市模式”的杂交复合体。 所谓“官本位的城市模式”在中国源远流长。从先秦时代起，中国不同等级的城市大体按照相同的城邑营建制度来建设，《周礼·考工记》对这个制度进行了细致的描述。根据这样的营建制度，城市的中心位置一定是统治者的居所和治所。因此，王城的中心是王宫，府县一级城市里居于中心的一定是衙门。这种中心城市格局使官本位意识在城市空间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让人想不到的是，虽然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了，官本位的城市格局竟然在今天的城镇化进程中以极为夸张的方式得到再现。 笔者近年来调研过不少地级市、县级市乃至乡镇所在地，那里的政府大厦（包括市委、市府、人大、政协以及公安局、法院等）几乎一个赛一个的气派，每个城市大厦前面必定会有个气势恢宏的广场。 官本位的城市模式不仅会强化官员群体的高高在上意识，以及国民心理中的趋高惟上的积习，还会带来严重的城市病，北京市就是个明证。为解决中心城市的拥堵问题，近年来北京市政府一直努力打造人口疏解方案。但由于中央政府及所属各部委、市政府及所属各部分都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因此教育、医疗、商业、金融等服务设施也就集聚在城市中心区。这个格局不变，北京的城市疏解就是个无解的死结，北京的城市拥堵就只会日甚一日。 当然，在今日中国的城市，官本位不再是统摄城市空间营建的唯一原则。在这个追求GDP高增长的时代，所有城市都变成了巨大的竞争性生产单位。前些年中国东部一些城市每每以“世界工厂”自诩，由此而来的后果是它们把自己的城市变成了“工厂世界”。 近年来这些城市又号称要实现转型升级，把“世界办公室”当做自己的发展目标，但那显然只会使城市变成“办公室或写字楼的世界”。总之，把城市作为生产单位，这成为中国新老城市空间布局的主要目标。而这样的城市格局并不新鲜。早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就有“福特型城市”的说法。它依照福特牌汽车装配线的模式，将城市区分为交通枢纽区、工厂区、工人居住区、商业区、金融区等模块。我们熟知的“CBD”这三个字母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它是英文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中央商务区）一语的简写，常常被当做福特型城市的象征。 福特型城市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但却可能破坏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生态、自然环境生态和市民生活质量。上世纪70年代以后，这样的城市模式在发达国家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从上世纪80年代后，这样的模式又在中国大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破坏力度重演了一回。在以后的二三十年里，中国大陆数以千计的古城镇和旧街区毁灭殆尽，其破坏速度和程度超过素称“十年浩劫”的文革时期。此外，成百上千福特型城市的出现，也使中国的自然生态整体面临严峻的危机：矿山透支性开发，地表水大面积污染，地下水资源几近枯竭，垃圾围城现象普遍，等等。 更值得一提的是，当自然生态整体受到破坏后，单个城市的“宜居城市”建设规划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以今年1月份以来的雾霾天气为例，它的最大覆盖范围超过200多万平方公里，“掩埋”了数以百计的城市，这些城市在这个大环境下是难以独善其身的。 总之，“官本位城市模式”+“福特型城市模式”，是造成中国当代城市化的深层矛盾的根本原因。如何超越这两种城市发展模式，形成一种使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协调发展的城市发展模式，是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不可回避的生死问题。 我们知道，自2000年至今，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是每年平均1.3以上。2011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超过51%。每年有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的人口规模（2千万人以上）进入城镇。面对这样的城镇化规模和速度，不反省以往的城市发展模式，找不到新的替代性模式，其结果是极为堪忧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