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模式的多样性

　　城市化的模式是多样性的。从城市规模和集中度分，有国家城市模式、中心城市模式、都市圈模式和小城镇模式。

　　所谓国家城市模式，一般为一些小国，整个国家最终被整体城市化，如新加坡（城市化率100%）、科威特（98%）就是典型的例子。

　　所谓中心城市模式，即在国家中存在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复合功能为一身的大型中心城市。如法国，全国人口不到6400万，号称“法兰西岛”的大巴黎地区就聚集了1200万以上的人口，占全法国总人口18.8%，即每5个法国人就有一个居住在大巴黎地区，而GDP总量更占到全国近30%，绝大多数法国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运河干线，都要通过巴黎辐射出去。阿根廷、乌拉圭等也是典型的中心城市模式。

　　所谓都市圈模式，即在国家中存在若干个大型都市圈，这些大型都市圈人口之和，在一个国家内形成“多中心”的城市化格局，这种模式在国际上分布很广，其中既有大国（如美国）也有幅员不算大的国家（如日本），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如巴西、玻利维亚），既有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也有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如印度）。

　　所谓小城镇模式，即国家或地区内城市化水平很高，但城市人口分散在众多小城镇，中心城市不突出，大城市数量较少。最典型的是德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鲁尔区，尽管城市化率超过90%，但整个区域内只有埃森、科隆、杜伊斯堡、杜塞尔多夫等四座中等城市，其余均是小城市和城镇。

　　按照城市化形成方式分，则有政府规划型、政府调控型、自由发展型和输入型等。

　　政府规划型，即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强行规划，并采用强制手段完成城市化发展，甚至“人造城市”。前苏联在城市化过程中曾实行过这种方法，法国在第二帝国时代改造巴黎时也采用过，巴西的巴西利亚、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缅甸的内比都、坦桑尼亚的多多玛等新城，更是平地拔起的“人造都市”。这种城市化模式一般适用于行政权力强大、集中的国家，或在人烟罕至的荒地上建城。

　　政府调控型，即政府制订城市化蓝图，但并非采用行政强制，而是以市场引导的方式实现蓝图的功能分布，推动城市化进程。大多数欧洲工业化国家近百年来的城市化进程，都采用了这一模式。

　　自由发展型，即政府仅通过土地功能区分，粗略地划定城市化界限，其余则任由市场调控和社区自理，这种形式主要出现在北美，其特点是形成许多中心不突出、占地面积大但人口密度不高的城市群。

　　输入型则多出现在前殖民地或发达国家的后进地区，特点是畸形发展、过度膨胀，但整个经济依附于地区之外的发达国家、地域。

　　“城市化病”和各国应对之策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象征，是符合时代潮流的，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各种“城市化病”。

　　首先是自然资源和环境代价。由于城市人口、工业过于集中，交通密集，自上世纪40年代起，工业化国家陆续出现了所谓“八大公害”事件，比较突出的包括伦敦雾霾、日本东京和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日本米糠油事件等，人口的过度集中，令这些城市化公害往往造成重大损失，空气、水、土壤受污染情况也较为严重。

　　其次是宜居程度下降。都市化令大量人口集中在中心城市，造成都市中心区房价高昂，物价飞涨，交通拥堵，严重影响城市功能发挥和城市居民的宜居性。

　　第三，城市规模、功能的膨胀导致乡村和边远城镇空洞化，大量贫困人口涌入中心城市边缘或市中心，或形成规模庞大的贫民窟，或与中产阶级、富裕阶层混居，形成社区之间、贫富之间的矛盾，影响社会安定。人口的过度密集又造成大城市失业率飙升，社会闲散人口增加，社会治安恶化，黑社会猖獗，警民关系对立，并形成连锁反应、恶性循环。

　　各国、尤其各工业化国家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正视“城市化病”的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

　　城市功能分散化。如今许多工业化国家不再单纯追求大都市、中心城市的片面发展和复合功能，而是尽可能将不同的功能“分拆”，如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工业中心和第三产业中心分离，不同性质的工业中心分离，等等，从而缓解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交通、污染、就业、住房和社会压力。

　　加速发展小城镇和乡村都市化。美国、德国、丹麦等国自城市化之始就较为重视小城镇、乡村都市化的建设，走努力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道路，从事农业的乡村人口和小城镇居民在城市化生活素质方面，和大都市居民相当、甚至更好，从而有效避免了“乡村空洞化”，缓解了大型中心城市的压力。

　　重视城市区域规划。这点以伦敦、巴黎等欧洲大城市做得最好。在中心城市扩张“提速”的关键阶段，伦敦、巴黎都动用行政力量编制大伦敦、大巴黎总体规划，力争通过城市发展区和农业区、卫星城镇和中心区、工业区和商业金融区的统一规划、布局，实现城市化的协调、有序，避免“城市化病”的蔓延。

　　　　　　　   　（作者为旅加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