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品无寒门”谁官大谁钱多 皇帝宁信暗查不信申报

　　西晋和南朝实行“占田制”，从一品至九品官，分别授予50顷至10顷土地，官员以田租为主要收入，此外还有谷帛等俸禄，以贴补土地之不足。由于西晋、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官员的品级和富裕程度成正比，“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中枢对各级官员的财产大致了解，但监察、上计制度基本崩溃，吏治因而趋于腐败。

　　同时期的北朝则一度没有俸禄，百官靠掳掠搜刮过日，所谓“廉政”自然只能是缘木求鱼。公元495年孝文帝改革，规定了各级官员的俸禄，同时宣布“禄行之后，赃满一匹（布帛）者死”。这时期的“反腐”主要依靠由中央直接派出“使者”进行纠察，一旦发现贪腐证据，便对涉事官员进行惩处。纠察的对象，自然也包括各级官员的财产，财产和收入严重不符就会引起怀疑。这一制度历经修订，隋、唐、宋都相继沿袭，各级官员的财产都被置于皇帝和中枢机构公开和秘密监察之下，在个别时代（如武则天朝），皇帝通过秘密机构，对官员的家庭财产更了解到纤毫不差的地步。但“财产与收入不符”是否惩处、是轻罚还是严惩，则带有很大的个人好恶和随意成分。至于为何不让“官员自报”，则应是对这种主要靠“自觉”的财产申报缺乏信心之故。而这种纠察有时误差很大，如隋代名臣李德林被控贪污罪名成立，其罪名之一，是他名下的一间市店系“逆臣”高阿那肱原先名下财产，且这间市店“暴利经营”，但实际上该市店系皇帝本人赏给李德林，且所谓“暴利”也并无实证。

　　元代制度粗疏，尽管设有多个体系的监察、审计机构，但在反贪腐方面乏善可陈，各级官吏贪腐横行，不论上查、自查都难以为继。

　　贪腐也有“合法”的？依靠人治肃贪无门

　　明代和清代都较为重视廉政，并先后推出“严惩肃贪”和“高薪养廉”两个套路，但这两个朝代共同的特点，却是官员俸禄低下，养活全家仅靠“工资收入”根本不够。清代地方官还要负责幕僚、师爷等一整套辅佐班子的“工资”，更是无力承担。对此明、清相继采取“火耗归公”、“养廉银”，默认各级地方官支配属地杂项收入，默认甚至鼓励地方官对京官的“人情孝敬”等方法弥补。这等于在某种程度上将贪腐划分为“合法贪腐”和“不合法贪腐”两类，而何为“合法”则弹性十足。在这种情况下，什么财产申报、上纠下察，都无法正常进行。尽管一些皇帝也以严察著称，但对廉政风气的养成并无实质性作用，如号称“铁腕倡廉”的雍正徒有特务系统，却无法发现浙江巡抚李卫用私财替属下官员贴补公款积欠的“市好”行为，而不受“人情孝敬”的河南巡抚田文镜还曾受到他的批评，认为这种做法“不利于团结”。道光皇帝提倡“自觉俭朴”，结果明明家产殷富的朝臣故意买来补丁官服穿了上朝，以至于破旧官服的黑市价格直线上涨。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大多数时候并无“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汉代的“算制”系官员选拔时的财产准入标准，且是“以财多为美”。但大多数朝代，君主和中枢对各级官员的财产概况，是有详略不等的掌握的。不过总体来看，中国帝王时代人治色彩强烈，对贪腐是否惩处、如何惩处，很大程度要看君王和主持官员的脸色，有没有“财产申报”和“财产审计”，反倒是枝节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