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整顿副食品生产基地

　　1963年底，中央机关各部门对副食品生产基地进行整顿和调整，“特供”发展才得到遏制。据政协档案记载，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部分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关于取消高级干部特供点的提案，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在决定中明文规定：“取消对领导同志的少量食品‘特供’。”

　　北京市委主办的《前线》杂志1989年第9期，曾就《为什么要取消对领导同志的少量食品特供》答读者问。文章指出，所谓对领导同志的“特供”传闻很多；本来只是极少数主要领导人享受特供，层层仿效的结果，连一些县级领导人也自视特殊，提出非分的要求；中央权衡利弊得失，毅然决定取消“特供”，是从原则的高度来看问题的。

　　再发展：食品安全成核心

　　但特供体系后来并未销声匿迹，反而有了新的发展。例如，北京市经济信息中心网站2004年透露，北京市农委设立了直接管理特供生产的北京市特需农产品服务中心。按照《北京市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体系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各区县农委主要负责人被指定为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负责本区县特供农产品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要做到“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该中心每年组织专家对特需农产品的生产单位进行考核，对连续两次考核未达标单位取消其特需农产品供应资格。

　　与相关机构“保秘密”的要求不同，一些入选各级各部门特供序列的厂商和当地政府，希望借此提升品牌知名度。一位集团负责人表示，现在无论是吃“特供”的人群还是普通老百姓，最看重的都是食品安全。

　　严打：“假特供”泛滥

　　由于其特有的权力光辉，以及严格的品质保障，在商品化社会，“特供”逐渐成为不法商家敛财的工具。虽然有关部门三令五申、开展集中整治，但并没有改变“专供”、“特供”现象大量存在的事实。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说：“真正的特供实际上是特权的一种象征，滥用公共资源。而现在市场上的这些‘专供’、‘特供’，其实是商场的游戏手段，是特权在商业价值上的寻租，是利用公共信用牟利。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家行政学院这些都是国家资源，应该用在法律、制度、宪法的执行方面。所以这不仅仅关系到公共信用，还涉及到公权力。稍有不慎，对国家、法律的信用都会有所损害。政治和商业应该分离。商品贴上了政府的标签，本身就不符合市场经营的规则；利用国家的权力牟利是公开的腐败，还会导致不公平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