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退”的勇气

　　无论是在“港漂圈”的网上论坛里，还是内地同乡的聚会上，甚至在“港漂”们用汗水和泪水写就的《港漂十问》和《港漂双城记》书中，“思乡”带来的漂泊感都是不可名状却又深入骨髓的共同情愫。

　　来自广东的龙升在香港学习商科，毕业后凭借流利的粤语顺利找到了一份商场导购的工作。“因为生在广东的原因，我比较容易和香港本地人接触。而且即使想家了，也只需要坐上几个小时的汽车就能回家。但是我的很多北方同学会困难一些，语言障碍和生活习惯的差异会让他们有时候觉得在香港很孤独。”

　　心理上的折磨只能独自承受，但现实中的工作压力则是每天必须面对的重担。“真的很累，中环的压力之大在全世界应该都是少有的。好几次，我深夜在公司加班，累得筋疲力尽的时候，老板会突然精神焕发地出现在我面前，默默丢来一摞文件，礼貌而不容辩驳地告诉我，明天早上7点要。”尽管已经习惯了香港的高压式工作，但是张君依然觉得很辛苦。

　　2008年雷曼倒闭前1个月，来自北京的于娟决定放弃在香港的投行职位和年薪200万港元的丰厚收入，和老公一起回到北京生活。仅仅工作4年就能得到如此高的回报，于娟在内地读书时的同学无不艳羡，同时也对她放弃高薪难以理解。

　　“如果你们知道我当时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就会理解的。”于娟说，“每天工作16个小时，熬夜是家常便饭，最舒服的时候是在出差的飞机上，因为可以关掉手机静静休息一会儿。我28岁生日当天，医生告诉我，你的颈椎劳损程度相当于50岁的人。”直到今天，于娟都会对当初那段“皇后大道东”的日子怀有复杂的心情：“我的确是‘弃港族’，因为在挣到第一桶金的同时，我就开始思考，究竟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是在还差1年就可以拿到香港永久居留权的情况下回来的，当时的确心力交瘁，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我不后悔。”

　　和于娟的果断放弃不同，更多“港漂”在选择去留时备感煎熬。通过高考独木桥从千军万马中挤入内地最知名的学府，然后又以“精英”的身份来到香港发展，很多人已经失去了“退”的勇气。“如果不在外面闯出些名堂来，何以见江东父老？”

　　从香港媒体进行的调查来看，绝大多数“港漂”都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是没日没夜地工作，除了睡觉吃饭，就是上班开工，几乎没有私人时间。一名在香港从事传媒行业的“港漂”经历了“八年抗战”般的艰苦生活后，回到内地给学弟学妹做宣讲时冷静地说道：“人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生长，在香港，所有公司的工作氛围都大同小异，没有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环境。对内地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来说，只有少部分能够适应这样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