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管理者和从业者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这个问题，在西方国家很简单，新闻自由。如果媒体犯了错误，交给法院处理。当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由美国最高法院一锤定音，判《纽约时报》胜诉，基本确立了言论自由的边界，这份报纸刊载一切适合报道的新闻的座右铭，已成为媒体的经典和标杆。

　　《华盛顿邮报》报道水门事件，也确立了媒体监督政府的经典范例。

　　笔者曾在美国国务院的大会议厅，拜会过报道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他在《华盛顿邮报》工作至今，官拜执行副总编，负责策划大型调查性报道，并没有高升为主管宣传的部长（当然，美国没这个职位）。

　　他就在美国国务院的大会议，当着世界各国记者面批评布什。他说，伊拉克战争后，他筹划写一本题为《布什的战争》的书，为此准备了500个问题，对布什总统进行了3个半小时的专访。

　　年轻时顶住压力和“深喉”联系，让水门事件水落石出，功成名就后坚持到耄耋之年，依旧保持旺盛的精力和不懈的状态，审问总统三个半小时，让他回答“是、不是、不知道、我不记得了”，此场景令人神往，做记者做到这个份儿上，如同练功达到达摩老祖或张三丰真人的水平，有些可望而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