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军：进攻与撤退之间

　　只看电影和演讲，耿军给人的印象是激进的。比如，19岁的某个夜晚想着要去北京拍电影，揣着600块钱就出发了；比如他直言不讳，自己的电影里之所以全是失败者，是因为这个时代失败者是最大的人群。 

　　2个小时的交谈中，耿军更多展示出平和甚至撤退者的形象。谈到一味迎合观众的商业片、烂故事，他说“电影圈那些与我无关”。因为早早地认识到“个人能力有限，也清楚地明白自己永远看不开，他反问道“既然现实和我们是比武的，为什么不绕开？”这里的撤退不是逃避，没有仓皇感，而是一种拐弯，一种顺势。 

　　安守着或平淡或激烈的现实生活，然后将其转化为或警醒或深刻的表现形式而不改其本质，就在这种激进与撤退之间，耿军恪守着对电影的初衷。 

　　看“黄色小说”的少年 

　　少年时代的耿军并没有什么特别，中专学习中俄贸易，1995年毕业，正好赶上对俄贸易势头减弱的时期，只能待业在家，靠养鸡卖鸡蛋来赚钱。耿军19岁时，《废都》、《白鹿原》风靡一时，少年们都将其当“黄色小说”翻看。在一本本“黄色小说”的熏染下，耿军萌生了对文学和艺术的兴趣。 

　　在他的家乡黑龙江鹤岗，生活在煤矿上的孩子整天没事可做，经常相约去看电影。少年耿军没什么当科学家的想法，但走出影院的他，总会觉得除了民族英雄和科学家，一定是导演最厉害了。 

　　1996年耿军怀揣600块钱和他的电影梦来到北京，没钱、没设备，一心只想做导演，到中央戏剧学院找到梁伯龙老师想请获得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的夏雨演自己的剧本。后来，经人介绍他在北京电影学院旁听了两年，学习视听语言、写剧本和摄影技巧，当真正走入这个世界后，少年狂放的心也慢慢收了起来。 

“我觉得自己仍然是学徒，也慢慢觉得之前的电影表述有点不够充足”——耿军（摄影者：张文杰）

　　世纪之交时，数码时代已然来临，当时北京有不少DV爱好者举办的沙龙组织，耿军即是其中的常客，并开始尝试拍摄短片。而进行拍摄的DV，却是借来的。2003年他凭借《散装日记》获得了第一届国际DV论坛年会剧情片优秀奖，2004年他的DV故事片《烧烤》又入围了法国南特电影节新电影单元，之后耿军开始出现了各大颁奖典礼上，后来又获得过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获得过最佳导演提名。 

　　幽默其表，冷硬其里 

　　如果钟爱好莱坞式大团圆、英雄主义的结局，看耿军的电影一定会失望。也许是成长环境的影响，耿军比一般人见过更多的现实低洼，也和寻常人一样经历着各种成功学堆砌的“正能量”的社会氛围。现实的矛盾塑造了耿军对黑色幽默式表达的偏爱，“打打闹闹的、晚会式的东西其实影院里不缺，大家在影院里看就好了” 。 

　　获得2017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提名的《轻松+愉快》仍然延续耿军一贯的“不光彩”风格。影片虚构了一个荒诞的北方，讲述了那里群氓们的故事：骗子骗人，骗子被人骗,骗子骗人的时候心安理得，骗子被人骗的时候魂不守舍，骗子们互相拥抱、互相关爱却彼此互相猜忌。 

《轻松+愉快》电影海报

　　影片中刚哥、勇哥是两个连警察也敢骗的骗子，当他们准备去骗一个老阿姨时，谁知老阿姨才是真正的boss，不但没有被骗，反而叫来了自己的“小弟们”，将两个骗子扒了个精光。在见识到这位更大的骗子后，刚哥终于有了不安，他说自己有危机感，而勇哥则表示自己很焦虑。 

　　影片的最后有这样一段情节，坏人死了，在另一个世界，其灵魂循着原有的本能继续开枪伤人，苦难依旧没有停止。 

另一个世界，骗子循着本能开枪伤人（《轻松+愉快》电影剧照）

　　在耿军看来，“这种类型是真实的，虽然电影有虚构的成分，但都来源于现实。因为见过那样的骗子，见过骗子们之间的冷漠关系，所以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警示”。 

　　耿军不是一个主题先行的创作者，在最先见到了现实中的“刚哥”、“勇哥”后，他开始构思将骗子的故事继续下去，从人物的行动线、心理线，最终找到了故事发生的根源——人类的互相伤害。耿军表示，“在这种互害的模式下，没有人是赢家。没有人是真正‘轻松+愉快’的。” 

　　局外人 

　　部分文艺片让大众难以接受固然有很多理由，比如演技不过关、制作粗糙，然而最难以启齿的，恐怕是其中的“现实”二字。“羞辱感”是耿军在访谈中多次提到的一个词，他点了支烟，叹了口气，“在活生生的现实面前，再去看那些成功学、鸡汤，我是有羞辱感的，因为你会发现，按照那一套来行事，你会更加难堪。” 

　　“我觉得自己跟“电影圈”没关系，也许有一天当我能够对得起电影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可能会很开心吧，但我依然不会觉得我在电影圈是成功的，或者说就是成功了，我跟成功没关系”，在访谈过程中，耿军对外界的“成功”二字似乎有点摸不着头脑，“不是上过几次影展，获了几个奖就是成功，对成功学那一套我是厌恶的”。 

谈及外界定义的成功，耿军有些无奈。（摄影者：张文杰）

　　一个好的创作者大概是这样：骗子横行，你站在拥挤的人群里受到所有人的拖拽，眼神炯炯，看清乱象，然后冷静坦荡的指出这些骗局，不刻意制造浮夸的声响，不伺机攫取眼球，也不因此以为自己是谁的出口。在耿军看来，创作者没有救赎的义务，若希望创作者能够完成这个过程，那是在编百科全书和行动手册。对于那些观影之后的不安、指责或者批评，耿军淡然处之，“电影是媒介，理解、误解、费解都是很常态的事情。” 

　　然而，创作者又是敏感的，长时间在外的人多半经历过人世各种避无可避的粗暴的碰撞，而那种现实与理想主义的碰撞更加惨重，若时时碰撞，难免会出现高压下的爆发。这么多年来，他心情烦闷的时候就去坐300路公交车，“我不想让朋友成为垃圾桶，这不公平。出去走一走，看看陌生的人，沿途的风景，坏心情就没了，也会有新的灵感。” 

　　辛波斯卡说，“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在耿军眼里，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困境，而麻木、盲从、缄默从来都是罪恶的一部分，所以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做一个“笨拙的”记录者——“我觉得我特别笨，又笨又轴，所以一个镜头可能要拍三天，两年半才能拍一部片子”，他一本正经：“我不是天才，很多天才27岁之前就死了，我都41了。” 

　　有很多人带着项目要求和资金来找他拍电影，耿军一般都会直接拒绝，拒绝的原因不是觉得自己和商业、和商业片、和资金对立，只是觉得“生命有限，想专心拍自己感兴趣的电影，那些迎合需求的电影太浪费彼此的时间。” 

　　院线没法上、影展关闭、一些小型的放映厅逐渐将独立电影拒之门外，发行渠道越来越窄，即使这样，耿军也从没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制作一部电影是一群人的事儿，恰好我现在有这么多合作伙伴，恰好他们对我蛮信任。” 

　　耿军局外人的形象不是一种上帝视角，他不是从更高处对电影圈指手画脚，不是从更高处冷眼旁观人们困囿于物质生活，而是专心于自己的创作不进行自我标榜的一种状态。 

　　江湖与乡愁 

　　20岁开始北漂，如今41岁的耿军也只能在过年的时候回家和亲人朋友团聚。他拍了很多短片、长片，近几年作品中逐渐有挥之不去的“鹤岗味”，他说，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创作上的自觉。 

　　一路越走越远，耿军的内心深处还是对家乡最熟悉、最依恋、也最忧心。《轻松+愉快》没有滤镜，“北方”的破败一目了然，看惯了厚厚的滤镜烘托的片子，这种直白很容易让人产生“不适”感。 

鹤岗，积雪深厚，一段废弃的的铁轨旁，骗子从远处走来（《轻松+愉快》电影剧照）

　　荒废无人的两层楼房，瓦砾变成了碎片凌乱堆在楼梯角落，见不到光的地方去年的雪还没有完全融化，在泥土的浸染下变成了黑乎乎的一片……这里的天永远是蓝的，一望无际的麦田，一望无际的青山，唯独缺少生机。 

　　这其实就是鹤岗的一角，耿军希望通过这些景象引起大家对鹤岗的重视与关注。他的微信个性签名是“来自鹤岗国”，他说，这片土地虽然小，但也有生活。 

　　若日暮途穷，便归于尘土 

　　耿军对社会上的很多现象嗤之以鼻，甚至有点小小的仇恨。他不理解烂片，正如他不理解有人看烂片，然而这些都转化为他用心拍电影的动力。他说，希望自己拍的电影能够在很多年之后还是有意义的，有说服力的。 

　　和互联网文化快消品打交道久了的人会有这样一条“鄙视链”，反鸡汤的人鄙视聊鸡汤的人，反反鸡汤的人鄙视反鸡汤的人。然而，归根结底，这一切的滥觞都是根本性的文化氛围的缺失。 

　　访谈中，耿军多次说到，独立电影的发行越来越困难，创作也越来越困难，看不到独立电影的出路。从外部性来讲，他说只有好片越来越多，形成文化的氛围，通过观众与创作者来最终反哺这个圈子。而环境的改变，只能大家一起努力。 

　　他说，自己不会害怕有一天不知道表达什么，不知道表达什么就不表达了，我们终将面临失语，归于尘土。（文丨郭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