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群体的别样人生：在非中国性工作者真相调查

　　文/李理

　　上一次写海外的性工作者，还是人在缅甸的那个潮热夏天。 中国散落在非洲大陆的性工作者，恐怕是社科工作者极少触及的话题。我抱着平视且不特意猎奇的角度走近她们，试图用几个片段，记录下这个边缘群体在非洲的别样人生。

　　一张普通的刚果（金）签证，通过正常中介大约花费3000元人民币，费时又费力。可是尽管这样，在这个国家南部的一个小镇上，在最近两年新开的两家中国KTV中，出现了许多年轻中国女孩子的身影，她们不是矿工也不是矿工家属，她们都是性工作者。

　　“以前这里根本没有娱乐场所，你别说，她们来了之后我们更有赚钱的动力了，”一名大哥在一旁打趣道。光顾这里的常客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中国商人，身价不菲且在国内都有家室，因此比较洁身自好，这里的性工作者几乎都成了商业谈判的待客一环。

　　在非洲工作的中国人性别严重失调，大多数单身男性出于审美差异并不太愿意和黝黑皮肤的女人来往，他们正常的性需求也催生了中国性工作者远渡重洋的市场。

　　此外，在学界性旅游也是一个严肃的研究对象，很多游客出于性需求到某一性交易合法或受到管理的国家旅游，就是性旅游。在非洲有很多国家合法或者对性交易进行管理，例如塞内加尔和马达加斯加，另外很多非洲国家的性交易都处在灰色法律真空地带，再加上政府治理难题，中国的性工作者去非洲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没有人能够统计清楚目前在非洲到底有多少来自中国的性工作者，但几乎可以肯定，只要有中国人在，哪怕再小的市镇都会有她们的影子。潮湿的墙壁、上下铺的木板床、廉价的高跟鞋、化妆品散落在桌子一角，这就是她们集体生活的状态。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得到，她们在KTV中陪酒唱歌的背后是如此景象。

　　我问一名来自四川的女孩子，为什么要万里迢迢来到这里？原来在浙江做事的她想都不想就答称，国内没意思，正好有人介绍这里的生意她就过来了。我后来大概猜到了她的介绍人就是老鸨，帮她买好机票，也不用她经手任何现金，所有在非洲接客赚到的钱都由在地的中国人和国内结算，“等我不想干了，我随时可以回去。”

　　虽然大大咧咧，但是说到家里人，她们这些年轻的女孩子都是有所顾忌，“我每次和家人微信视频都是在室内，算好了国内的时间，我妈以为我还在浙江打工呢。”

　　在非洲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到中国的性工作者这个课题，但他们的描述大多夸张且失实。新华社记者曾经调查过喀麦隆杜阿拉大学研究者纳吉奥的一篇论文，这名研究者 以杜阿拉市内2008年到2012年性服务行业变化为研究对象， 发现由于中国人在当地性服务行业中的迅速扩张，以及当地男性对于亚裔女性的迷恋，当地本土的性行业工作者们客源不断流失、收入下降。此外，由于中国年轻女性的不断进入，这个地区整个性服务业的价格实际上也在不断下降。因此，当地性工作者对中国性工作者采取敌视的态度。

　　新华社记者的调查和我的调查结论一致：华人性工作者在喀麦隆的确存在，但她们一般只出没在华人开的娱乐场所，并非公开的大肆揽客。中国性工作者前赴后继来到非洲，也引起了当地政府的不满。

　　在东非和西非沿海国家，远洋渔业的渔民以及国际船舶上的水手们是中国性工作者主要服务对象，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是，有的穆斯林国家对性交易绝对禁止,性工作者可能面临刑罚、鞭打甚至处以石刑，但中国的性工作往往学会了躲避风头，每当穆斯林重大节日就转往别的国家的继续开工，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正视不刻意回避在非洲的中国性工作者群体，应该是学界和全部关心中非关系人士应有的态度。这个被边缘化的群体在非洲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人身安全,另外就是如何对这个群体进行心理疏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