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将军 一条公路 一座城市

慕生忠将军塑像。 大公报记者唐瑜 摄

　　大公网7月29日讯（记者唐瑜）在中国西部的青藏高原上，有一条路叫青藏公路，有一座城市叫格尔木，他们俩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究竟是先有路还是先有城很难划分清楚，但他们的诞生却与一个人有着紧密的关系，他们三者之间如同父子！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他就是被誉为“青藏公路之父”、格尔木市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慕生忠将军。

　　慕生忠曾说：“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是在青藏高原上的荒漠冰川冻土间度过，我思念这里的一山一水。”

　　我一定还会回到青藏线

　　慕生忠在彭德怀的支持下修成了青藏公路，但也因为彭德怀而“消失”了20年。1959年庐山会议后，一架飞机把慕生忠送到拉萨，随后又被押解到兰州。他作为“彭德怀的黑干将”受到了批判。1979年，彭德怀恢复名誉，已经是69岁的慕生忠也被解放。复出后，他要求给他一个月的假期，去青藏公路看看，1982年5月，72岁的慕生忠终于成行。站在昆仑山口，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将军说：“我死后，你们把我的骨灰撒在昆仑山上，让青藏公路上隆隆的车声伴随着我长眠。”

　　1993年8月，83岁高龄的慕生忠在家属的陪伴下，再次回到格尔木探望。慕生忠站在将军楼（座落于格尔木市西郊北角的将军楼始建于1956年10月，是“青藏公路之父”、格尔木城市奠基人慕生忠将军生活、办公的地方。期前身为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1978年由兰州军区政治部镌刻“将军楼”名。）前时，他热泪盈眶，却说不出一句话，只是默默地站了十来分钟。离开将军楼，慕生忠说：“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来青藏线了，如果有一天马克思要见我，我一定还会回到青藏线！”

　　1994年10月19日，84岁的慕生忠将军在兰州与世长辞。10月28日，他的8位亲生子女和他的哈萨克族儿子慕沙塔尔一起护送他的骨灰，回到了青藏高原。在昆仑山口，将军的骨灰洒向高天，与青藏高原的蓝天白云、昆仑山的皑皑白雪和可可西里的如茵绿草，以及青藏公路永相长伴……

　　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20位海外华文媒体代表、18位中国重点网络媒体代表世界华文媒体代表们参访格尔木将军楼主题公园。 大公报记者唐瑜 摄

　　重温筑路历史 缅怀将军功勋

　　“风雪千里青藏线，连接祖国西南边；江河源头历艰苦，英雄无谓永向前。”2016年7月25日，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20位海外华文媒体代表、18位中国重点网络媒体代表世界华文媒体代表们站在为纪念慕生忠将军而修建的将军楼公园内，看着墙上展示的慕生忠将军与青藏公路的史料，称赞“青藏公路”是中国的奇迹。

　　慕生忠1910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寇家塬镇慕家塬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上中学时，受陕北革命领导人刘志丹的影响投身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慕生忠率领自己的队伍去吴起迎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以后他曾任陕北红军第二作战分区司令员、山陕特委军事部长、晋绥九分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政治部秘书长等职。

　　1951年8月，当西南军区以张国华，谭冠三领导的十八军从西南方向一面修路一面向西藏进军时，西北军区也组成了以范明为司令员、慕生忠为政治委员的西北进藏部队。他们选择从西南方向——青海香日德向南，走到巴颜喀拉山下的黄河源。这条道路有丰富的水系，但到处都是烂泥滩，一脚下去就拔不出来。据慕生忠生前的回忆，他们第一次进藏第一天就因路途劳累和高原反应死了20多人，骡马折损数百匹，加上有些骡马啃食毒草，中毒而亡近千匹。这支队伍历时四个月的跋山涉水才到达拉萨，损失了许多人员和三分之二的牲口。

　

在慕生忠将军纪念馆展示的1964年8月3日出版的北京版《大公报》。 大公报记者唐瑜 摄

　　为了援救饥饿中的驻藏部队和工作人员，1953年，中央政府委托西北局组建了西藏运输总队，征购全国各地的骆驼，向西藏赶运粮食，慕生忠兼任运输总队政治委员。

　　1953年春夏交替之际，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及内蒙、新疆等地征购的27000峰骆驼连同雇佣的牵骆驼的民工2420人，在青海省香日德镇集合组成骆驼队向拉萨运送粮食。

　　两次艰难的进藏经历，让慕生忠萌生了一个无人敢及的大胆想法，他率领两千多名官兵切断25座横亘的雪山，用7个月零4天建成了世界上最高的公路。

　　1954年5月11日，慕生忠带领19名干部、1200多名民工组成的筑路大军来到格尔木河畔的这片荒原上，开始了艰难的筑路进程。1954年7月30日，公路修到了可可西里。仅用了79天，筑路大军就修通了300公里公路。这一胜利使慕生忠和筑路勇士倍受鼓舞。1954年12月15日，2000多名筑路英雄，100台大卡车，跨越当雄草原，穿过羊八井石峡，直抵青藏公路终点拉萨。格尔木至拉萨1200公里，仅用了7个月零4天的时间全线打通，这在中国筑路史上是个创举，在世界公路史上也是罕见的。

　　《西北军区首长给修筑青藏公路部队的嘉勉电》中写到，“青藏公路修路全体同志：你们……冒着恶劣气候正在偏僻的地理条件下，忍受任何艰难困苦，赶修青藏公路。在筑路过程中，风餐露宿雨雪交加，发挥了高度的集体英雄主义的创造精神，同在战斗中杀敌一样，解决了历史所未曾克服的淤泥崎岖荒漠地区筑路的困难，为人民国家创造了建设的奇迹。”

　　在格尔木市文化馆，珍藏着一盘驼工们讲述筑路过程的录音磁带。据驼工们讲，慕生忠在整个修路过程中，与他们同吃同住，甚至还在医疗条件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共同用缝衣针缝合脚后跟上裂口。青藏公路开通后的庆祝仪式上，刚刚从工地上下来的慕生忠没有来得及穿军装，而是穿着一件和驼工们一样的旧棉袄，那幕场景令许多人潸然泪下。

　　在修筑青藏公路过程中，慕生忠还不断给无名的地方取名。其中，风火山、不冻泉、可可西里、开心岭以及长江源头沱沱河等地得名，都源于他的“杰作”。这一个个如今在青藏线上已经耳熟能详的地名，无一不寄托着慕生忠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

　　“青藏公路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修的特别好，真的是中国奇迹啊！”看着当年青藏公路建设的史料和建设照片，日本《留学生新闻》副主编龙丽华的眼角湿润了，她激动地说，今天能实地参观，觉得当年人们的信仰和精神是我们当代人无法超越的，特别敬佩慕生忠将军。

　　“这里（将军楼）不仅是慕生忠将军生活居住的地方，更是格尔木市历史发展的物证。”南非《华侨新闻报》记者林璐评价道，在这现代化发展的城市里，能有慕生忠这样老一辈的筑路人为后人筑路，其坚定的信念是无法取代的，可以说，能用生命筑路，真是中国的奇迹啊。

　　格尔木就在我们的脚下

　　格尔木地区历史上一直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地方。在漫长的岁月里格尔木只是一个地域概念。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这里仍是“天上鸟飞绝，地上人迹少”的茫茫戈壁滩。修建青藏公路和创建格尔木是同步进行的，格尔木西藏后勤基地的建设，奠定了格尔木市的雏形，使格尔木成为青藏公路的咽喉重镇。

　　1953年秋，西藏运输总队的开拓者们为了接应骆驼队，从都兰香日德来到了千古戈壁荒原——昆仑山下的格尔木，在地势平坦、水草丰足的地方搭起帐篷，安营扎寨，设立了进藏沿线的第一个转运站。随着青藏公路的动工修建，这个站逐步发展成人们戏称的格尔木“帐篷城”。被誉为“青藏公路之父”的慕生忠，不仅是青藏运输史上的开拓者之一，也是青藏公路修建、管理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还是高原新城格尔木的创建人。

　　那时的格尔木，芦苇横生，人烟稀少，仅有不足千人的游牧民分散居住。1953年5月的一天，当慕生忠带着西藏运输总队到达格尔木时，大家都问格尔木在哪里？慕生忠指着脚下的土地说：“格尔木就在我们的脚下。我们的帐篷扎在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就这样格尔木的地点确定了。

　　当西藏运输总队在格尔木建立转运站，搭起第一顶帐篷时，慕生忠就对大家说：“我们要住下来，当格尔木第一代居民；我们要在世界屋脊上开辟一条平坦大道，在柴达木建设一座美丽花园，我们喜欢城市，但更喜欢自己亲手建造的城市。”于是，筑路大军成了格尔木的第一代居民。

　　1954年4月，在慕生忠和任启明的组织指挥下，大家利用青藏公路动工前的空余时间，修渠放水，开荒种地，从青海湟源拉了14万株树苗，种下了格尔木第一批树木；后来又开垦了格尔木的第一块田地——“二十七亩菜园”，收获了白菜、萝卜等第一茬蔬菜；随后，又修建了格尔木的第一代营房——"地窝子”、第一栋楼房——“将军楼”和拱顶窟洞式的砖房等。开拓者们还把载有杨柳树的格尔木帐篷招待所，取名为“望柳庄”……

　　正是这些格尔木的第一代市民艰苦创业，竭诚奋斗，在修筑青藏公路的同时，又建设了戈壁新城——格尔木。著名作家李若冰在1957年8月，写道：“在辽阔的戈壁滩上，在偏僻的青藏高原上，只有真正的英雄汉子，才能创造出举世闻名的青藏公路，才能创造出格尔木，创造出白杨和花朵”。

　　1964年8月3日出版的北京版《大公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新华社记者高庆琪撰写的《昆仑山下的新城——格尔木》中写道：“十年前还是芦草丛和黄羊、野兔出没的格尔木，今天已经成为了青海省一座繁荣的城市”，“格尔木最早的开辟者日夜梦想在这片戈壁荒滩看到绿色的林木。他们用‘望柳庄’‘望柳池’为建筑物命名。一九五四年，建设者们在这片荒滩上植下了第一棵白杨树。不到十年后的今天，大片杨树和柳树已经成林，郁郁葱葱，为无边的草滩平添了美丽的景色。”

　　现在将军楼主题公园内依然矗立着1954年慕生忠将军来到格尔木亲手种下的第一棵白杨树——将军树。1982年8月23日慕生忠将军再次回到格尔木，目睹树木成荫，欣然题词——过去千里荒野，现在柳树成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