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官员于幼军：“我本书生”

　　仕途几经起落的于幼军，曾辗转广东、湖南、山西三省，均担任过党政要职。2007年9月，于幼军出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一年后，中央政治局对其作出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2010年，于幼军复出担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并于2015年1月在任上到龄退休。

　　于幼军曾是41岁即担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明星官员”，一度被外界认为前途不可限量，但后来他又在官至中央委员、文化部副部长时被留党察看两年，在56岁时意外折戟。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于幼军都具备一些当时看来颇具开创性的思路，他也因此被不少人视为“另类”。今天，在于幼军即将回到母校任教之际，时局眼与您分享这位“另类”官员从步入仕途到最终退隐的人生历程。

　　百姓口中的勤勉负责、媒体笔下的开明创新，质疑者眼中的爱出风头是于幼军在不同人面前呈现的不同面向。而于幼军说自己是一个读书人，无意“闯入江湖几十年”。如今退休写书，终于回到了人生的原点。

　　于幼军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时年仅41岁，被认为是“少年得志”的官员，前途不可限量。而被留党察看处分时年届56岁，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首位在三中全会上被中共中央采取留党察看两年处分的中央委员。从广东、湖南、山西到北京，他职务的每次变动，都备受关注，大概是因为人们试图从这个曾经几度起落的大员身上揣摩出中国官场的规则。

　　复出后的于幼军谨慎低调，只用著作来抒发政见。这些年来，领导人出书者众，但多是讲话合集，或是人生感悟，少见在任高官著书立说，表达政见，于幼军的表现几成孤例，他虽身负瑕疵，但体现出的开明、勤勉、负责以及开拓精神，也是当今官场难能可贵的品质。但是，他却没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

　　“他们都说我是个另类，我有时会感到孤独。”于幼军说。他喜欢鲁迅桀骜不驯，却也有着宿命式的坦荡，他曾开玩笑地说：“我这个人是成也鲁迅，败也鲁迅。”著书抒政见

　　退休的于幼军书生意气尚存，已经完成《社会主义五百年》第四卷《社会主义在中国》（（1965年——1978年）的修改，这卷新书主要梳理文革这段历史。

　　这不是于幼军在南水北调办公室任职期间完成的第一本书。在2013年底，于幼军就推出了一本厚达459页的“大部头”——《求索民主政治——玉渊潭书房札记》。一般官员出书，多是合集或者编撰，或是人生感悟。而于幼军在2013年出版的这本书中，以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了他对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得失的看法，讨论中国的民主法治道路。他借鉴古今中外的案例，从现实的国情出发，提出了如何去推进中国的民主建设，如执政党的党内民主、执政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党际民主；如何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更好地发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推进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和社会民主多方面的思考。

　　不少人看完书之后感叹于幼军真是太另类了。“一般官员如果受了挫折，复出后，必然低调，他还去写这类书。”

　　于幼军摒弃了那些顾虑，他在书的后记中写道，“唯望知我者，怨我者，骂我者，尤其是广大读者，能理解体念序言结尾的小诗：穷达皆思报民恩，浮沉不改忧国情，愚者竭诚千百虑，诉与诸君仔细吟。”

　　大胆的旁听生

　　退休后的于幼军用一句话概括自己：“我本书生，闯荡江湖若干年，现在终于回归原点。”聊起当年广东政坛的四大才子，他感叹四人中自己看似声誉最高，实则最为坎坷。

　　于幼军是江苏人，自小随南下干部的父母在广州长大，早年做过广州109中学高中语文老师。文革期间因为父亲被扣上“叛徒、特务”的罪名，1971年毕业的于幼军被学校留校时，用的是木工身份。为此他还揣着钉锤，当了几个月学校的木工。回忆往事，于幼军笑言：“我见到李瑞环的时候还和他开玩笑，说你是大木匠，我是小木匠。”

　　同样因为家庭成份问题，于幼军上不了大学，只能旁听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课程，相对工农兵大学生而言于幼军已成异类，他与体制若即若离的关系似乎在那时已经埋下了隐喻。年轻的于幼军很喜欢鲁迅，一个偶然的机会，于幼军在一次学生讨论中就鲁迅的思想转变为主题发了言，被中文系的系主任吴宏聪教授慧眼识珠，邀他给中文系的讲师和学生去讲一个两百多人大课。编外学生于幼军并未胆怯，一讲成名。

　　彼时正值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鲁迅思想热潮，广州团市委、多个工厂、学校都请于幼军去做报告，二三十场报告下来，小有名气的幼军被越秀区宣传部和市宣传部看中，相继收到了两份调令。

　　于幼军选择了广州市委宣传部，从此走上了从政之路。首提文化建设也要对外开放

　　1985年至1986年间，于幼军在担任广东省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之时，与朋友撰写了《社会主义四百年》一书。这本普及性政治读物借鉴了章回演义的叙述结构讲述社会主义思想史和运动史，获得了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早年的经历，让他成为一名颇有学者气息的官员，也引起来包括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谢非、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在内的很多人的关注。

　　据于幼军撰文回忆，当年广东在国内率先对外开放，经济蓬勃发展，也带来了外来文化特别是港台文化的冲击，在国内引起热议。据此，他曾提出不仅经济建设要开放，而且文化建设也要对外开放；不仅在物质文化方面要开放、引进，而且在精神文化方面也要开放、引进”。当时这一主张在广东省内引发了轩然大波，于幼军为此面临不小的压力。当时已离休的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给了于幼军关键支持。

　　1986年，于幼军出任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随后任广州市东山区、天河区区委书记，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广州保税区的党委书记兼主任。7年后，于幼军任省委宣传部长，次年任广东省委常委，41岁的他成为当地最年轻的副省级干部。

　　又一个7年后，于幼军来到改革前沿深圳，担任深圳市副书记、市长。

　　于幼军在广东的岁月可谓顺风顺水。50岁时，于幼军阔别广东，一路北上，先是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两年后调任山西副省长、代省长，半年后在省人大上全票当选为省长。开官员与网友对谈先河

　　上世纪90年代，广东传媒和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纷纷创办子报子刊。业内普遍认为，“广东文化现象”的出现和当时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和省委宣传部长于幼军的开明作风密不可分。

　　在中国政坛，地方大员能经常就敏感问题接受媒体访问，向公众吐露心声的，少之又少。而于幼军的一些做法常常显得颇为另类。在深圳，他和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作者呙中校面对面谈论深圳的未来，开市长与网友沟通之先河，赢得了老百姓的称赞，但也引来了做派高调、爱出风头的质疑。

　　据一名当地媒体人分析，于幼军的风格与其学者的出身有关，他喜与人讨论话题，在《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已经掀起了大范围的讨论高潮的背景下，于幼军看似高调地与网友见面，实则是将深圳真实的情况向公众说明，更好地推动工作。推进行政三分制

　　行政三分制是于幼军在深圳力推的一项改革。2002年，中央编制办公室选定深圳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城市，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国内外极大关注。

　　于幼军这样解释这一全新的政府架构：决策局只有决策权而没有执行权；执行局只有执行权而没有决策权；监察局和审计局将作为监督部门直属市长管辖。行政三分制当时成为媒体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名词之一。

　　推行这项改革要对一些政府部门进行撤并和调整，许多政府部门可能将就此消失。很快，理想方案遇到现实问题——国家体制环境存在诸多掣肘，政府机构改革需要上级授权，地方政府作为空间不大。因此，大量机构难以撤并，人员难以安排。时间已久，“行政三分制”这五个字悄然从政府文件中和会议中消失。深圳市行政体制改革的探索骤然转为沉寂。

　　在于幼军调离深圳6年后，《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对外发布，方案要求“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一表述被普遍认为与2003年深圳推行的“行政三分制”有着一致的精神内核。

　　有媒体人指出，从推行行政三分制改革可以看出，于幼军身上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对行政改革的推进难度预估不足。亲近媒体 省长“检讨”

　　调任湖南后，于幼军大力推行国企改革，引入多个外资项目，他曾经直言不讳批评湖南投资环境保守到“把外商打成内伤，把内商脱得精光。”他的风格也让他在保守的湖南官场遭遇水土不服。

　　第五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举办之前，于幼军准备带着湖南的企业回到深圳，希望借助自己在“娘家”的人脉关系，为湖南找机会。可要求下达后，不少政府部门都把垄断资源和高附加值的项目留在手里，不让别人插手，不愿拿出招商，全省各部门上报的项目总共不过100多个。这让在广州、深圳改革前沿待惯了的于幼军大为光火，他在会议上狠批这些单位。最后，在他的强力推动下，当年的高交会湖南拿出了4000个项目，拉回投资1000多亿人民币。

　　两年后，于幼军调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带省长。

　　2005年，山西矿难频发。于幼军做出了到山西后的第一个动作：关闭山西7000多个非法煤矿，炸掉3000多个炼焦厂。面对重重阻力，他接受一家媒体专访时，公开袒露主政山西一年来的心路历程，重申整顿非法煤矿的决心，“我宁愿丢选票，也要治理好煤矿。”

　　2006年1月，于幼军全票通过当选为山西省长，这一结果让他颇为意外。

　　令他更意外的是，让他仕途遭遇坎坷的并非是他大力整治的煤矿，而是隐藏于边远乡村的黑砖窑。

　　2007年，山西省被曝光多起黑砖窑主非法限制民工人身自由，殴打民工致死、致残等事件，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对山西“黑砖窑”事件做出重要批示。一时间，身为省长的于幼军被推倒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于幼军代表省政府做了检讨。

　　有别于一般官员的息事宁人，于幼军的检讨并非应中央要求而作，而是他自己的意愿。于幼军称这么做是想在承担领导责任后，更快地整顿黑砖窑。此举得到了山西老百姓和中央的双重肯定，离开山西时，中央对于幼军的评价是：“视野开阔，改革开放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强；敢抓敢管，作风务实”。

　　作为一个反对者眼中过于高调的政治人物，于幼军曾立下豪言壮语，开启了山西煤改的大幕，但直至目前，整个产业转型依旧艰难。虽然山西的干部、群众对于幼军的官声口碑都很好，但也有部分人认为于幼军的部分政策带着书生意气，过于理想化。

　　多年后，他提及离开山西时说，“很舍不得，很多事情才刚刚开局。”意外折戟

　　2007年9月，于幼军北上进京，以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的身份亮相。次月，当选第十七届中央委员，被认为是文化部长的不二人选。

　　此前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紧接着，《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公布，不少人乐观地认为，继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后，文化体制改革也有望在“十一五”期间顺利破题。

　　当年，不少人士认为于幼军多年在改革开放前沿主持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对文化管理有着长久而成熟的思考，对于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来说，是一个“利好”。

　　结果却并非如此。

　　在离文化部长一步之遥的2008年3月全国人代会上，于幼军并没有进入文化部部长的候选人名单。

　　2008年9月，中央政治局对于幼军做出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一个月后，他的中央委员职务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上被撤销。至今，他的处分原因都没有公布。

　　身边人这样描述败落的于幼军：“好比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突然戛然而止，他的整个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那段时间，以书生自居，极少碰酒的于幼军甚至尝试过以酒浇愁。

　　于幼军说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在这个地方栽了跟斗。背后的力量交锋让他回想起来不禁一边双手把头发往后梳一边叹息，“很多东西我无能为力。”博导称其太书生

　　于幼军被调查时，于幼军的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系教授叶汝贤，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的采访。据《环球人物》报道，早在于幼军攻读中大哲学系在职硕士学位时，叶汝贤就和于幼军相识。他当时对于幼军的第一印象是“稳重”。因为于幼军原来的导师刘嵘卧病在床，对于幼军博士论文的实际指导工作便由叶汝贤承担。

　　面对网上一度对于幼军博士学位的质疑，叶汝贤进行了反驳：“他来家里看望我，从不带任何东西。只有一次，他看到我穿着一件破旧的衬衣，对我说：‘老师，我给您买件衬衣如何？’我没有答应，他就没有再提此事。他的学位是按时完成的。1999年夏，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在中大哲学系讲学厅举行，论文题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论》。当时答辩委员会主席、原武汉大学校长陶德麟教授给予这篇论文很高的评价，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叶汝贤和于幼军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8年5月。当时他到北京开会，于幼军得知后，特意邀导师小酌。此时，纪委已经在调查于幼军的相关案件。叶汝贤察觉到，于幼军的情绪“平静中有点消沉”。饭桌上，师生俩很默契地避开了敏感话题，书成为唯一谈资。于幼军强打精神对导师说：“以前很多书都没功夫看，现在可以好好读读了。”这次分别后，叶汝贤的心情一直很沉重：“我不想评价他的仕途，但我了解他的性格。他无论到哪上上任，都希望给当地带来新东西，他书生气太浓……”

　　受挫后的于幼军再次显示了他为官另类的一面。官员受处分，多数人都是在家休养生息，或者游历大好河山。而他利用赋闲的两年时间，在国家图书馆阅读了三四千万字的图书资料，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及资料摘录。重新修订了《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一、二卷，并创作了第三卷。他坦言：“我经历了一场人生沉浮起落，从中深切感悟读书和图书馆还有一大功用———疗伤治病。这两年多，我书读进去了，人走出来了。”

　　2010年12月25日，于幼军撰写的140万字的三卷本《社会主义五百年》书稿校对完毕，并签发至出版社。

　　也就在那天，他接到了中组部的调令，赴任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四年后，他退休离开南水北调办公室，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友人赠予的狂草书法：“文章千古事，纱帽一时新。君看青史上，官身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