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志勇：衡量改革质量的五大关键标准

　　在改革已经成为国家大势、各级官员都以改革为榜的背景下，严抓改革质量，防止浑水摸鱼，实则具有重要意义。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 姜志勇

　　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在中央深改组的领导和推动下，中国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共出台370条改革成果，改革形成了全面播种、次第开花的生动景象。不过，与改革方案相比，改革质量更为值得关注。习总书记说要把提高改革质量放到重要位置，速度要服从质量，在改革已经成为国家大势、各级官员都以改革为榜的背景下，严抓改革质量，防止浑水摸鱼，实则具有重要意义。

　　一年来，从中央部门到基层政府，都纷纷筹划或出台相关改革方案，不过，不同的改革方案社会反响不同，社会评价也不尽一致。反思一年来的改革，从社会对已有方案的评价来看，衡量改革质量的关键标准至少包括五大方面：市场化程度、放权程度、是否合法、是否符合国情及群众的真实感受，通过这五个方面的衡量，基本能够合理的评价改革方案的质量。

　　第一，市场化程度。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市场起决定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关乎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的大事；另外，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作用论，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其它领域的改革有促进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提出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以上两个方面决定了市场化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和关键看点。2014年，围绕市场化方向，出台了不少方案，例如国企改革的混合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自贸区扩容试点、价格改革等。如何评价经济领域已经出台的这些改革方案的质量？市场化无疑是核心标准，只有坚持市场化的标准才能准确评价这些改革方案是否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精神。

　　2014年初的支付宝事件能很好的说明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重要性。随着用户的日渐增多，加之其支付的便利性和收益要高于银行利率，支付宝吸收了大量的存款，这对传统银行吸储构成了威胁。2014年3月22日，继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之后，中国建设银行强化了支付宝转账额度限制，至此，四大国有银行都对支付宝与其账户的转账进行了限制。其中，工行、建行的额度由原先的单笔5万元下调为5千元；中行、农行则将额度从原先的单笔最高5万元降为单笔1万元。四大行的这一举措，对支付宝用户构成了严重影响，许多较大额的支付结算都受到了影响，甚至不能通过支付宝及时完成，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使用支付宝改用银行的网银进行支付。面对四大行的这一举措，马云认为支付宝到了危险时刻。在这一事件中，大部分人力挺支付宝，只有少数人认为四大行的这一举措有利于规避支付宝等新兴金融工具的风险，他们还称接到不少关于支付宝的投诉，但这些辩解不能释缓民众关于银行此举是为了维持自身垄断地位的猜测。不论如何，这一事件使得外界对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起了担忧！

　　第二，放权程度。简政放权和市场化改革是配套的，只有把“看的见的手”管理好，不让“看的见的手”乱伸、乱摸，“看不见的手”才能发挥好作用。国务院围绕简政放权做了大量工作，据媒体统计，截至2014年12月31日，在2014年召开的4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有23次会议提到“简政放权”，本届政府需要削减三分之一的行政审批项目的目标已完成。地方政府也积极跟进，削减了行政审批项目。不过，评价简政放权改革质量的标准是放权程度，只有那些真正放权、放权到位的改革其质量才高。

　　在简政放权上，有两个因素影响了放权程度，从而影响到改革的质量。一是中介组织问题，而中介组织之中最为诟病的是各类测评、可行性分析组织。很多机构虽然政府取消了审批权，改为监管，但要求项目进行事前的可行性分析、环境测评等，而这些事务都需要找中介组织，实际上是把权力下放到了中介组织。中介组织和政府主管机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少即为其下属单位，或有本单位退休干部兼任领导。基层跑项目的人认为中介组织比主管机构更黑、程序更繁琐，因为他们打着企业的旗号，收钱是合法的，而主管机构收钱尚需要遮掩。二是放权的质量问题，很多机构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表面上审批事项大幅减少，但其实很多都是合并同类项，审批事项并没有真正减少，真正减少的也大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审批权力。

　　第三，符合国情。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治理体系和现代治理能力，其中，“现代”一词指现代化，但不是西方的现代化，而是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道路的三个决定因素是：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自身国情，独特的国情决定了中国要走独特的发展道路。因此，在新一轮改革中，改革措施的提出不能完全参照西方标准，不能完全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来进行，必须考虑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关于参照国际标准进行改革，我们是有教训的，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许多人打着国际标准的旗号行谋私利的事情，在改革上也犯了不少错，尤其是在需要收费的领域，以至于许多人一听到国际标准的改革就认为是要涨价。

　　今天，依然有专家在某些改革上主张按照国际标准来，而不顾我国的实际情况，最为典型的就是延迟退休改革。在延迟退休上，不少专家从西方国家男的65岁退休、女的60岁退休的做法上受到了启示，极力呼吁我国也采取这一做法，推迟退休年龄，从而缓解目前养老金账户资金不足的问题。关于这件事情，现在争论很多，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有不少，支持的大都是从国际标准和养老金账户上寻找理由，反对的声音大都从中国国情找理由。我感觉在这一项关乎每个人的改革中，必须考虑中国国情：中国人在60岁左右，虽然退休了，但其实是退而不休，要照顾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孙辈，这方面甚至比上班更累，如果我们都65岁退休了，这些工作谁来做？现在我们的养老以家庭养老为主，即使是以后大家都有养老金了，但在护理上还是以家庭为主。中国不具备西方的那种从出生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现在国家养老院、敬老院是奇缺的，有的床位都排到了100年以后，而且去敬老院养老也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

　　第四，法治的标准。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突出法治的作用，强调改革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不能违背法律。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紧密联系的，中央也要求把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结合起来推进。因此，法治是检验改革方案的标准，如果一个方案违反法律了，那么即使这个方案设计的再完美，也是不能被认可的。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很多改革都是走的违法式路径，即在法律不认可的情况下，地方大胆探索，然后获得高层认可，再修改法律，例如土地的包干到户就是这样的。有人甚至说，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违法史。但时至今天，这种违法式改革路径的后遗症越来越多，尤其是其对法治的破坏伤及法律的尊严和法治精神，已经不可取了。今天要依法治国就必须尊重法律、严守法律，在法律没有修改的情况下，理由再大也不能违法行事。不过，因为违法式改革有较长的历史，要纠正这种偏向还需要时间。例如，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在改革开放时期有很多改革创新。2013年12月，隶属于深圳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的原农村集体工业用地以1.16亿元的价格，成功在该市土地房产交易大厦挂牌出让。在民众对新一轮土改充满期冀之际，深圳此举被国内媒体欢呼为中国“农地入市”第一拍。然而这一改革是违法的，突破了《土地管理法》第63条关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规定。

　　第五，群众的实际感受。不论什么样的改革措施，不管该措施有多好，但如果群众感觉不到改革带来的好处，甚至群众认为改革后还不如改革前，那么这种改革的质量是要打问号的。虽然我们经常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在改革领域，照顾群众的感受却至关重要。当然，群众对某项改革的真实感受可能需要一段较长时间才能真实体现。

　　上个世纪末，我国进行了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遵照市场化路线，实行住房、教育和医疗的货币化。十几年来，这项改革在提升了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时候，也给老百姓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负担，很多人已经感觉自己住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了，他们都非常怀念改革前的时代，甚至是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这也是导致左派思潮重起的重要社会原因。群众对于住房、医疗和教育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感受不好，其弊端日显，中央正在做修补工作。

　　上面提到的市场化程度、放权程度、是否合法、是否符合国情及群众的真实感受，这五个方面的衡量标准不是孤立的，任何改革都是综合性改革，都需要综合考虑以上标准，任何追求某个单一标准最优化的改革都可能在其他标准方面遇到困境。就如上文提到的住房改革，单独的市场化追求不符合中国国情，老百姓的真实感受也不好，最终是要遇到困境的。

　　2015年，中央在推进改革的时候，特别是在顶层设计和督促地方方面，应从以上五个标准入手提高改革方案的质量，尤其是对一些社会关注度较大、呼声较高的改革，例如延迟退休改革等，要综合考虑五个方面的标准，从而让改革方案更加符合社会需要，更加行稳致远！

　　（姜志勇，国家信息中心副处长，生民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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