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师易得 人师难求

刘大钧与夫人郝清英

　　大公网1月8日讯 “先生教育学生，从不陷于具体的知识之中，而是示之以境界，导之于德行。”山东大学易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张克宾告诉记者，刘大钧常常津津有味地向学生讲他最近看了什么书，书中有哪些妙语，讲了什么样的道理。在刘大钧的感染下，学生们会主动地去品味典籍的哲思。

　　给张克宾印象最深的还是刘大钧治学的认真和严谨。他告诉记者，每一篇文稿，刘大钧都是不厌其烦地修改，小到一个标点，大到章节段落，少则两、三遍，多则四、五遍，直到把稿子打磨得没有一点瑕疵。

　　已跟随刘大钧三十年的山大易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林忠军教授对记者说：“先生从来没有架子，因而能与学生平等相处。正因如此，学生们都敢于向他讲真话，提意见，且只要提得对，他立即改正。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先生是用生命在做学问，其文中所思所想皆发自于生命的深处，其学问与生命早已融为一体，这是一个学者最为珍贵的品格。”山大易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李尚信说，二十年来，他真正领悟到刘大钧不是将治学当作谋生的手段，做学问就是他的生命本身，是他的一种特有的与先儒“心自冥应”的生活方式。

　　古云：“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在学生们眼里，刘大钧不仅是当世少有的“经师”，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人师”。“向先生学习，不仅是学习怎么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学习他所独有的那种‘旷性情赋真趣’的境界和情怀。”张克宾如是说。

　　从工人到大学教授

　　“济南市服装五厂原材料保管员刘大钧因具有特殊专业知识，破格提升国家干部。此令。山东省鲁人干字第一号文。”三十六年前的那一纸调令使得刘大钧的人生由此发生华丽巨变。

　　刘大钧一九四三出生于山东邹平，高中毕业时因亲属成分问题，连续三年报考大学都未能如愿。后在其外祖父指导之下，刘大钧走上了研究《易经》的自学成才之路。

　 　“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刘大钧给记者背诵了宋濂《送东阳马生序》中 的一段话，这亦是他当年苦读《周易》的真实写照。《周易》给予了刘大钧超出其年龄段的智慧与见地，当同龄人在社会变革之中蹉跎岁月之际，他却在暴风雨中擦 亮眼睛，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一九七八年，刘大钧的文章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闻道识人，将其推荐到山东大学任教。

　　“当时还从来没人叫我刘老师！”谈到三十馀年前办理手续时候接待人员的一句称谓，眼前的七旬老人乐得像个孩子。在其看来，当年的一声“老师”既是对其社会身份的认可，亦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正是怀着一种“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使命感，刘大钧走上了大学讲台。从那一刻开始，刘大钧几十年如一日，躬身于教台上为学生授课，践行“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精神。

　　一九八七年，刘大钧在山东大学主持召开了建国后“首届国际《周易》研讨会”；一九八八年成立了内地高校第一个专职易学研究机构“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同年，创办《周易研究》，梁漱溟先生亲笔书写了刊名。

　　“刘大钧教授重新使《周易》这一门中国学问焕发出应有的光彩。”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学典认为，刘大钧恢復了易学在中国学术史上应有的地位，改变了易学被视作封建迷信，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无端打压的尴尬境地。

　　用《周易》敲开台湾大门

　　“水密不妨流水过，山高岂碍白云飞。”这是星云大师一九八七年在美国参加“第六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时送给刘大钧的一幅对联，那时两岸还没有实现“三通”，内容特别符合两人当时的心境。

　　“我是研究《周易》的，肯定要从周易文化入手。另外，《周易》讲究的就是大道归一。”刘大钧告诉记者，同宗同族同文字同语言的台海两岸，最好的沟通语言显然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刘大钧的努力下，“首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讨论会”于一九九三年八月在山东济南召开，来自台湾大学、辅仁大学等台湾著名学府的三十馀位台湾学者与近 七十位内地学者奇文共赏，疑义相析，在易学文化中重温了统一文化、统一祖国的思想渊源。感怀于血浓于水的台湾学者提议双方建立固定交流机制，由两岸交互主 办学术会议。

　　两年之后，刘大钧率内地易学代表团赴台参加了由台湾大学哲学系主办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二十馀年，依该机制形成的“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从未间断。

　　二○一三年四月，经刘大钧牵线搭桥，星云大师受聘山东大学名誉教授。刘大钧向星云大师赠送了他为江苏宜兴由星云大师修建的大觉寺山门所撰书的一丈六尺长巨幅对联：

　　因觉知境，正信妙智方悟入

　　赖觉识法，大悲重愿始开通

　　彼时，星云大师眼睛已看不清东西，刘大钧也已是满头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