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2014：大破与大治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讲话。

　　大公网评论员 马俊茂

　　共产党的历史发端于十九世纪中叶的马恩时代，在欧洲大陆上经过了一甲子的酝酿与生长之后，列宁率众而来的革命浪潮第一次为共产党正名，首次确立了其执政合法性。由此，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史贯穿了大半个二十世纪，在资本主义几乎横扫全球的大背景下构建起了更多可能性。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在内外双重因素的夹击下，苏共的历史在1991年戛然而止。在20万党员时建立政权，历时近80年，及至2000万党员时却被历史所吞没。成也苏共，败也苏共，二十世纪共产革命的果实在苏联的烟消云散中节节退守，共产党政权所剩无几，但历史的接力棒仍在传承。

　　中共在历史的因缘中成了固守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强主角。革命及执政前期一直被苏共的阴影所笼罩，而1949年建政后自身的“迷茫”又险些重蹈苏共的覆辙，最后在冷战的夹缝中总算是趟出了一条活路。

　　改革开放后变通的社会主义道路，将市场的权限渐次放大。当隐秘而不受限制的权力迎面无孔不入的商业利益时，中共原初的浪漫想象与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也随之被颠覆。咋舌的腐败、专享的特权、公权力的跋扈，这些曾经被共产党所鄙弃的特质在华夏大地上渐有蔓延之势。内部建立起彼此利益勾兑的同盟，外部与人民之间架起一道权力的隐形鸿沟。

　　亡党亡国并非言过其实，但鲜明的转折点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适时而来。2012年习近平接棒中共最高权柄，在首次率六常委与外界见面时便向全党发出了铿锵的警告声--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此为节点，中共用行动重铸执政之基，清洁自身复兴中华的同时，也在全球政经版图上为共产党留守住了最后的一片重镇。

　　2012接班，2013初露治党端倪，2014习近平开启了大破与大治彼此交错的新时代。

　　现实倒逼的大破

　　要么重生，要么毁灭。这是摆在习近平前面的一道选择题，很显然，他选择了前者。

　　要彻底重生，就需要用大破的勇气和行动来重建政治秩序，这是被现实所倒逼而来的一个必选项。

　　腐败存量、权力观的扭曲变形、“老虎团”及其既得利益群体的联合反扑与抵制、外部世界的舆论狙击、人民对政党合法性的质疑，这些都是习近平需要迎面纾解的难题。

　　自改革开放至今，由于市场化的突飞猛进和权力的法外运转，在经济增量成为考核地方官员的最核心指标的同时，权力与市场媾合而生的腐败现象频发，习近平必须要面对将存量腐败翻个底朝天的现实。

　　短期内，器物变化可顺利完成更新升级，但要扶正已经扭曲的权力观，非雷霆万钧的强力震慑而不能完成，只有真刀真枪才能在思想上有所警示。当下的中国政治生态中，官僚作风备受诟病：对上献媚对下傲慢，对民众的诉求则更是推诿扯皮。这种观念的变化非一朝一夕而成，强力破除这种固化的权力观也成了习式治党的应有之义。

　　大破，破的是原有的不合理政治生态，如此，那些既得利益群体和被斩落的“大老虎”们势必会有抵制与反扑的心理。针对此，党媒也直言不讳地发出需提防的警示。纵观2014年落马的那些超级大老虎， 每一个人都经营了一个强大的政商帝国，各个都是这个私人帝国的国王，虽然中共打虎时将其羽翼尽数剪除，但要彻底铲除他们的影响力并非一时之功。另一面，还在潜伏的大老虎们，为了保住苦心经营的金权帝国，他们一定会使出浑身解数来避免受查，将中纪委拒之门外，更有甚者可能主动出击以搅浑视听。这是一场持续的胶着战，没有大破的勇气与智慧，没有久久为功的信念，定然完不成大治与重建的构想。

　　在意识形态与执政道路层面，中共还要时时承受来自西方的舆论狙击。12月初，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发布了“2014年国际清廉印象指数排行榜”，排行榜显示中国的清廉指数较去年降低了20位，于是，西方媒体又掀起了一轮对中共的舆论挞伐。为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政府反腐败决心之大和成效之显著有目共睹，这份评分和排名与中国反腐败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现实情况完全相背。一边是为了自身执政清洁化所做的努力，一边是外部带着有色眼镜的观望。这就是习近平带领下的中共所处的现实境遇，大破政治生态的同时，还要大破自身在世界格局中的惯常形象。

　　再往前看，作为中共前任总书记的胡锦涛，曾在全党发出了关乎执政根基的四大危险警告--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这些危险也正是习近平所面临的现实执政环境，惟有大破才能化解险情。

　　大破的习式机遇

　　大破需要一个必须的前提，就是一个强决策与强执行的执政团队。有别于西方的权力制衡架构，中共的权力秩序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唯一的最高决策团队，所有事关国家重大战略方针的决策，都经由七人组成的常委会拍板决定，而常委会中总书记又是领头人，总书记的话语权决定了常委会的运转效率。时下，经过两年的统合运筹，习近平已拥有了高度集中的决策权力，这种权力有别于早前的“九龙治水，各管一摊”，为习近平大破的治乱工程赢得了空前的机遇。

　　“小组治国”已成为习近平执政方略的一大鲜明特色，一方面化解了此前令出多门的尴尬局面，另一面，习近平也以这种方式完成了权力的统一化。始于去年底，在中央层面新成立了四个小组，无一例外，组长全部由习近平担任。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统筹所有改革领域的权力，包括经济、生态、法治、文化、社会、党建、纪检等专项领域，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方方面面的改革事项。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在国家安全和外交领域拥有最高决策权。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统筹协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事项，通俗说，所有网上的一切事务都由该小组统管。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则将所有军队层面的改革事项纳入其中，以此完成习近平所言的强军目标。

　　2014年6月13日，新华社发布了习近平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的稿件，文章显示小组组长为习近平。彼时，因为此一消息的曝光而引起了舆论不小的波澜，外界认为在总书记管党务，总理管经济社会的中国权力架构中，财经小组的组长应由李克强担任。事实上，成立了三十多年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历史上，自1987年之后一直由总书记担任组长，总理担任副组长。由此，习近平也成为了中国经济决策最核心部门的“一把手”。

　　加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头衔，习近平拥有了在所有领域的主导权，包括事务决策和人事调配权。更由于其本人的强势作风，被大陆政治学者称为“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正在到来”，而“新权威主义”标志性特征正是用强有力的权威政治来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难题。

　　一方面是组织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是通过实战来建立权威。在近几十年的民众认知中，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这个级别官员被查的几率微乎其微，但习近平颠覆了这种认知。通过打破“刑不上常委”的隐形规则来为共产党正名，也为自己树立起了强大的个人威望。

　　2014年北京APEC期间，习近平登上《时代》亚洲版封面，文章指习近平是多年来中国“最强势领导人”，地位已超越了前任，可与毛、邓并肩。与此同时，奥巴马参加完APEC峰会后也公开表示，习近平在短短两年内，已经全面、快速地巩固起了个人的权力。

　　在获得外部认同的同时，中国民间对习近平的拥护也为其个人权威起到了背书的作用。全面“打虎拍蝇”运动以及一系列激活民间活力的改革举措，为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在以群众运动为革命法宝的中共历史上，执政党与群众的关系侧面反映了最高领导人个人的威望。

　　正因为拥有了集中的最高决策权，习近平为大破与治乱赢得了其独有的“习式机遇”，这种机遇是个人努力与历史赐予的混合产物。

　　大破与大治的交错

　　“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这是习近平多次引用过的一句话，语出邓小平。

　　“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这是习近平对“中共赶考”的形势评估，同理，习近平也是走在“赶考”的路上。

　　认识到了问题的存在与严重性，拥有了强力的个人权威，只待引入雷霆举措来大破扭曲的旧秩序，以大治重塑中共执政生态。

　　强力反腐、群众路线、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思想建设等交织登场。左手是以王岐山为首的最强中纪委，右手是以刘云山为首的最忙中组部等党务机构。

　　延续了自十八大以来秋风扫落叶式的反腐风暴，2014年的“中共打虎队”可谓收获满满，将大破的力度一再提升，出现多个间歇性的高潮。截至12月29日，2014全年共有40多名省部级及以上高官被斩落。其中周永康为三十多年来第一位被查处的卸任政治局常委，徐才厚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因贪腐而落马的非现役最高将领，原中办主任令计划的受查更是具有多重意义。

　　在落马的四十多名高级官员中，令计划与成都军区原副司令员杨金山同为中央委员，万庆良、陈川平、潘逸阳、朱明国、王敏五人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在1年内清除内部毒瘤的力度可谓创历史之最。在党口，有现任的六名市委书记被查，且都是省级常委，分别是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济南市委书记王敏、大庆市委书记韩学键，这六人的被查直指地方党口的“一把手”，中共清理门户的态度显而易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河北省委组织部长梁滨是十八大后被查的唯一一位在任省级组织部长，这在中共党史上也是较为少见的案例，以自曝家丑的方式更显大破旧秩序的坚定态度。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始于2013年6月，终于2014年10月。活动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在中共内部掀起了自上而下的“净化”教育，活动针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七常委分别联系一个点，其中习近平更是亲力亲为，在3月17日至18日赴河南兰考指导调研，重树焦裕禄的榜样作用，号召党员干部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旨在改进领导干部工作作风，重新赢得基层群众对中共的信任，夯实其执政基础。高潮出现在2014年10月8日的总结大会上，习近平在会上发表了长达1万多字的讲演。在总结表态中，习近平创纪录地提到98次“严”字，紧扣治党的主题。在是次总结会上治党“习八条”也适时而出，其中第一条便是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并在现场指出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并未充分履行从严治党的责任，要求未来对各级党委（党组）书记的考核首先要看党建。

　　更进一步，习近平在12月14日调研江苏时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提升至历史最高位，与全面深化改革等并列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略。

　　在改进党员干部工作作风方面，中纪委进一步严格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的问题，并在中纪委网站上定期通报各地的违反情况。2014年全国已查处37370件违反八项规定精神案件，涉及51235人，有15494人受处分。与2013年底比，2014年受处分人数翻了一倍。

　　组织建设在中共执政路线图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一极，而组织建设最核心的点是关乎领导干部的任用。在中纪委强力打虎的同时，中组部无缝对接，以新人来重建业已破坏的官场生态，二者一破一立。山西官场因为打虎的联动效应，省委常委层面共有8人实现了更新替代，这在中共的历史上是一个破天荒的创举。2014年省级组织部长大执位，以空降和异地调任的方式来破除地方抱团腐败的连片效应。及至年末，在十二月底的三天时间内共有六次省部级层面的人事变动，涉及到黑龙江、天津、山东、西藏、贵州、湖北等地。大公网截稿前，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任文化部部长更是激起了众多媒体的连番解读。本年度内，在闽浙两地与习近平曾有过交集的众多官员进京履职也成为了组织人事的一大特点。此外，军队的人事大移位更是史无前例地正在上演。

　　制度层面。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从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到四次全会，皆为党建和依法治党从制度层面上有所框定与指引。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抓党建工作，确保党员队伍建设上进口严、出口畅。

　　12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对未来几年中共各级领导班子建设进行了全面规划和部署，从人事布局上强化从严治党的顶层要求。

　　世间事，做于细，成于严。对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更是如此，8600万人的庞大规模，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创造了党员人数的最巨型规模。如果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或者先严后宽，风过草抬头，那未来的路定会越走越难，能否守住共产革命的最后重镇都会成为未知数。

　　2014即成历史，对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来说，大破的风暴依旧不见平息，大治的未来模型已初显轮廓。未来，当回首2014时，我们当然愿意这个数字以一种健康而光明的历史形象示人。